不過，制度設計還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通過征收高額遺產稅和鼓勵慈善捐贈，可以傳給子孫的財產會受到一定限制，這樣不僅有益于社會，也有益于“富二代”們的人格成長和自我實現；通過民主選舉、公開公正的行政程序以及司法和輿論監督，“官二代”們無法直接“子承父業”，若有從政的志向，需要參與公開的競爭。父輩的蔭庇，主要體現在為“二代”們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上面。
基于對社會現實的清醒認識，德國思想家韋伯曾預言：“教育專享權將創造出一個有特權的‘種姓’。”晚近法國思想家布迪厄則用“社會煉金術”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法國精英階層以教育為“老君爐”而成功地將物質資本冶煉為文化資本的過程。實際上，歐美的精英學校對學生極為苛刻：非常人所能承受的閱讀量和嚴酷的體能訓練使得成為“繼承人”也得付出代價。
從資本和權力在家族內部的直接轉移到以教育機構為中介的間接轉移，是社會進步的一項重要標志。富裕或有權勢的家庭可以將子女送到精英學校讀書，而這些精英學校的畢業生轉而占據政商要位，這在歐美各國極為常見。這種間接轉移有幾個好處：一是其溢出效應可以在邊際上使部分平民子弟受惠：上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不光是權貴子弟，個別的奧巴馬式人物在付出更多個人努力的情況下也有機會沾點兒“貴族教育”的光；二是權貴子弟經過一番精英教育的洗禮，好歹也能添些才干本領，不至于是草包一個；三是教育本身會因此受到重視，有助于社會整體的文化進步。與之相比，財富和權力的直接轉移除了對個別私人有好處，對整個社會的公共福祉毫無益處。從自身利益著眼，特權階層也得把握點兒尺度，總得干些對社會也有點兒好處的事情。
在中國，如今這種“隱性世襲”與大學擴招和學歷貶值等同時出現，讓群眾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權力轉移。從最近的“定制招聘”事件來看，獲得照顧的官員子女的教育背景恐怕都“不足與外人道”也，不然也不至于勞煩父輩們煞費苦心地設計“非請莫入”的幽暗競技場，搞得一旦曝光就慘不忍睹。這種損害政府正當性和公共治理合法性的“隱性世襲”，誤國又誤民，當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