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半月談》報道，時下，公務接待已成為基層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些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直言：“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會這么辛苦。”基層干部對泛濫的公務接待已經不勝其煩，國家對“公務招待”的限制也十分嚴格，但林林總總的規范和約束往往敵不過“潛規則”。基層公務接待如何“突圍”，已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重要課題。

2008年，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曾披露，我國每年的行政開支中，公款接待、公費出國、公車開支的“三公”消費高達9000億元。如果這個數據比較準確，那么兩年后的今天，相信“三公”消費同樣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應該說，“三公”消費中有些是合理的、正當的消費，但也有部分消費存在著大量的鋪張浪費甚至腐敗行為。對于基層政府來說，接待不僅是開支巨大的財政負擔，也是相當費心費力的精神負擔。那么，公務接待是怎樣由正常的工作往來演變為可怕“怪獸”的呢？

首先，上級部門掌握著資金和項目資源，掌握著考核基層政府績效的大權，為了能為地方上爭得更多的項目資金和政策優惠，為了在政績考核中不落人后，基層政府在接待上級來人時絕對不敢掉以輕心。一年到頭，有數不清的評比和達標需要一一過關，有數不清的參觀考察者需要熱情陪同，怠慢了誰都有可能使地方利益遭受損失。其次，除了出于公心的考慮，也有私人利益的盤算。很多時候上級來人并沒有提出特殊要求，但基層有些官員為了給上級留下好印象，以謀求個人“進步”，或者為了在大筆公務開銷中撈取好處，就大慷公家之慨，主動提升接待規格，造成鋪張浪費。還有就是，某些經常跑基層的“欽差大臣”養成了吃拿卡要的習慣，輕則言語暗示，重則公開討要，接待過程中稍不如意就變臉，基層干部有意見也不敢提，惟恐在后續工作中“穿小鞋”。這些或明或暗的規則形成之后，公務接待就總是就高不就低，寧肯超標不肯“跌份”，漸漸造就越來越大的財政黑洞和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