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財經評論作家葉檀女士昨天在《南方都市報》發表了一篇《別拿道德作暴利的遮羞布》，再一次對著名學者余秋雨進行了猛烈批判。余秋雨如何從一個學者搖身變為億萬富翁，確實值得深究。關于其間的演變過程，葉檀女士的文章已經介紹得很清楚，余秋雨的持股，是當年承接了該公司需要轉讓的職工股，并在其后參與了該公司的增資擴股，才形成了他目前在該公司的地位。那么，我們接下來需要提出的問題應該是，為什么徐家匯商城要把職工股轉讓出去？

在中國股市早期的上市公司中，都設立了職工股，由企業內部職工按公開發行定價自愿認購，目的在于讓企業職工分享企業上市所帶來的成果。徐家匯商城的職工股正是因此而來。但是，當新股成為一棵“搖錢樹”的時候，權力之手很快便伸向了本來應該由企業內部職工認購的這部分股份，以致大量職工股流向社會，成為權力擁有者的一塊肥肉。而在新股發行必須通過權力審批的環境之下，一些公司為了達到上市目的，也熱衷于將職工股用來作為敲開審批大門的一塊磚頭。上世紀90年代末爆發的大慶聯誼事件和康賽事件集中地反映了在職工股上的亂象，前者向大慶、哈爾濱和北京的一些政府要員送出了將近100萬股職工股，后者更是將從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100多位官員拖下了水，其中包括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徐鵬航和國家紡織總會會長吳文英。職工股的失控終于引起了高層的震怒，1998年11月，中國證監會作出決定，停止發行職工股，并且規定，凡是有職工股的企業，必須清退以后才能上市。徐家匯商城轉讓職工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余秋雨也因此而成為這家公司的大股東。

在了解了這樣一個過程以后，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余秋雨成為徐家匯商城的大股東，是在制度安排下出現的一種結果，在今天數以千計的上市公司中，類似的現象不計其數，余秋雨只是因為是一個名人才成為眾矢之的。如果不是他來接手徐家匯商城的這部分職工股，那么，必定有張秋雨、王秋雨來擔當這個角色，只要他們不是徐家匯商城的職工。事情的荒誕性也就在這里，一個終日與企業廝守、為企業成長貢獻的職工，卻不能持有企業的股份，而一個與企業毫無牽連的外部人，卻可以擁有大量股份。很顯然，如果我們只是盯著余秋雨成為億萬富翁這件看起來有點不那么公平的事不放，而忽視了在這件事背后的制度路徑，那么就會將真正的問題掩蓋起來。

停止發行職工股，事實上對上市公司的股東治理產生了不良的后果。無論是企業的高管還是普通職工，都只是企業的雇傭勞動者，他們為上市公司創造了財富，但他們得到的只是勞動報酬，而不是他們所創造的資本的溢利。在職工股取消后的最初幾年，我國上市公司經營效益普遍下滑，雖然其間的原因很復雜，但企業勞動者與企業的分離狀態顯然不可忽視。一刀切地將職工股掃地出門，從表面上看堵住了官員利用職工股進行腐敗的漏洞，但只要對權力出沒于資本市場沒有必要的監督，腐敗仍然可以通過別的渠道不斷地表演給我們看。在職工股消失以后，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了“股權激勵”這個新名詞，而它很快就演變成了一種利益輸送，權力可以繼續輕松地從資本市場中攫取利益，只是那根管道已經不再叫職工股，而叫做股權激勵，甚至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職工股成為股市腐敗的溫床，這不是職工股本身的錯，以剝奪職工本應享有的股東權的一刀切手段來遏制腐敗，這只說明了決策失之簡單。職工股的消失及其所產生的畸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扭曲。市場管理者很少考慮處于弱勢地位的小股東，包括上市公司中的基層勞動者的利益。這樣的股市，造就的只是權貴富豪，而不是民眾的財產性收入的普遍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