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看來，我們可以從道義上指責政府部門的“過河拆橋”，卻不能不承認其行為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即使這時的“合法”，是以當初為亞運做建設時的“非法”為前提的。但承認強拆的合法，卻不能忽視政府“備戰”重大活動時，一些臨時行為因缺乏程序的合法性，而埋下的諸多隱患。而這，才是這起強拆事件中更應引起城市管理者重視并改進的地方。比如，這次的馬廄強拆，縱使相關部門有再多正義的理由，也不能否認，對于公司當初為亞運所做的貢獻，政府還有作出一定經濟補償的道義責任。

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地位的日益突出，可以想見，以后還有更多城市會面臨舉辦各種國際盛會的挑戰。我們不能總是在籌備時一切“綠燈”，盛會結束后，再用強拆這種粗暴的手段，來解決企業為配合政府行為而遺留下的違法問題。這不僅有損政府的誠信形象，也讓確保程序正義的法律變成了可以任人按需使用的工具，以致城市的管理有了太多人治的隨意性。這樣的城市管理方式，即使舉辦再多成功的國際盛會，也與一個現代文明城市的形象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