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辦法》對信息公開責任進行了規定，如：“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開展對全國高等學校推進信息公開工作的監督檢查。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高等學校信息公開工作的日常監督檢查。高等學校主管部門應當將信息公開工作開展情況納入高等學校領導干部考核內容。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和高等學校應當將信息公開工作納入干部崗位責任考核內容。”但問題是，如果上級領導部門不嚴格監督、學校領導不愿及時公開并對一些必須公開的項目遮遮掩掩，是否有辦法強制高校公開？顯然，在現實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學內部治理中，不存在這種機制。說到底，在行政主導學校管理、決策的辦學機制中，辦學信息公開也受制于行政，這正是高校腐敗高發的根源所在。

國外大學十分詳盡地公開辦學信息，不是因為學校領導愿意主動接受監督，而是管理制度令其不得不公開。學校校長由對大學理事會負責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選拔，校長必須對理事會負責，理事會成員除政府官員、立法機構人員和校長是當然理事外，其他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和社會賢達都由選舉產生，必須對師生、校友負責。也就是說，這種機制決定校長必須對師生負責，否則就難獲信任。另外，學校財務運作及重大預算由大學理事會決定，校長只是負責執行，同時大學理事會往往引入第三方審計，學校領導不能自己說了算。

如果指望個別校長和少數職能部門的英明、自覺，只能讓信息公開成為偶然事件。要讓大學形成公開、透明的辦學機制，應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學校管理模式及學校內部管理制度。對此，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已明確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在筆者看來，這才是推進大學辦學信息公開最根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