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日前宣布，將在今年5月之后推行對十類“重點學生”實施“思想會商”的制度，其中包括學業困難、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經濟貧困、學籍異動、生活獨立、網絡成癮、就業困難、罹患重大疾病、受到違紀處分，等等。

且不說“經濟貧困”的問題不從經濟上而從思想上去“會商”是否對癥下藥，也不說“學籍異動”、“生活獨立”這種純個人問題值不值得、需不需要、應不應該驚動校方，并上升到“思想高度”，更不說“心理脆弱”的學生被興師動眾地“思想會商”后，究竟是會變得從此心理堅強，還是會給折騰得心理更脆弱，單一個“思想偏激”就讓人詫異不已——思想就不能“偏激”么？

懂得法律的人都知道，一個人的行為是決不能“偏激”的，如果向法律范疇外“偏激”，就會受到法律承辦，如果向道德規范外“偏激”，就會受到道德譴責。但人們也同時知道，惟有思想是無罪的，因為思想的世界只屬于每個人自己，你可以持平和周正的中庸之道，也可以偏左、偏右，你更可以將這種或“偏激”、或“不偏激”的思想拿到臺面上，和別人討論、碰撞、爭辯，批評別人也被別人批評，思想“偏激”可能為部分人所看不慣，卻既不違法，也不犯錯，是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甚至可以說，整個社會的道德規范，正是在無數“偏激”、“不偏激”思想、主張的碰撞、融合與妥協下，才逐漸形成的。

當代文明社會是思想開放的多元化社會，所謂“思想偏激”，無非是他人想法和大家不同，或干脆說，和提議“會商”者不同，這原本是正常現象，又哪里到了必欲“糾偏”的地步呢？思想本就是自由的，誅心之論，古今中外都飽受批評，對“思想偏激”的學生進行“思想會商”，這種試圖在思想上強行“大一統”的思維模式，似不符合人類的天性。

北大是一所歷史悠久、人文積淀深厚的學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直是北大引以為自豪的學術風氣。自蔡元培時代以來，歷屆北大校方都能秉承、尊重這八字傳統，有意識地選用、包容思想傾向和個人風格迥異，但學術專長突出、教學作風端正的師資。教授、老師是學校雇員，尚有在言行上與學校風格保持一致的需要和義務，學生尚處于學習、成長和思想成熟階段，更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學術成熟、見解進步的前提和保證，就算“偏激”一點，又有多大問題，以至于要興師動眾去“思想會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