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要求清場，一方卻不愿離開，作為一種“無奈之舉”，富士康在3月27日將園區(qū)書店斷水斷電，并不再允許書店管理人員進入園區(qū)，這種情形在民事糾紛中也很常見。或許，這種做法確實有些不妥的地方，因此對學而優(yōu)造成的損失，同樣完全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要求賠償――但在這件事情上到底孰是孰非，還得視雙方簽訂的具體合同條款而定。因此，我覺得，在事情尚未明朗的時候，大家在媒體上喋喋不休地爭論誰對誰錯，或聲援誰，或譴責誰，其實是一件相當可笑和相當無聊的事。倒不如建議學而優(yōu)與富士康在媒體上公布雙方當時簽訂的合同文本，如此一來，誰違反了合同的某條某款，應該承擔什么責任，不就一清二楚了么？

此外，我并不認同某些評論人將“文化”凌駕于一切之上的論調(diào)。富士康要將自己的房子租給誰或不租給誰，是否出于利益的考量，對方是用來繼續(xù)開書店或賣手機，只要這些行為是合法的，都與該事件的正義性無關(guān)。不錯，書店確實與文化有關(guān)，但卻不能因為它做的是文化事業(yè)，就應該擁有凌駕于所有其他商業(yè)行為以上的“霸權(quán)”。何況，書店也有賣黃色書的、賣盜版書的，我們在機場或火車站經(jīng)常遇到的那些書店到底能為一個國家的文化事業(yè)帶來多大的益處，其實是非常值得懷疑的。而且，書店所從事的何嘗不也是商業(yè)活動，商業(yè)本身何嘗不也是文化活動。從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的分類來說，書、手機或餐館都屬于文化的物質(zhì)性層面，可文化還有制度與精神的層面，如果將書店的生存權(quán)凌駕于手機店或餐館的生存權(quán)之上，并借這種“崇高”的生存權(quán)的名義向社會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有損物質(zhì)文化的其他方面且不說，豈不是也有損文化的制度與精神層面么？

真正的社會公平是保護一切群體的合法權(quán)益，讓一切違法行為都得到相應的懲罰，讓一切損害都得到合理的賠償。同情心并不等于正義，而濫施同情心恰恰足以危害社會正義。法律的是正義是建立在事實和證據(jù)之上的，作為評論人，在尚未獲得充分的事實與證據(jù)以支撐自己的論點之前，最好還是保持沉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