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程先生攜妻女乘出租車，途中與一輛轎車相撞，造成5死2傷的慘劇。由于出租車客運管理的相關賠償規定存在法律空白，一審法院參照《鐵路交通事故應急救援和調查處理條例》判決。受害者及家屬不服，提起上訴。（見4月13日《福州晚報》）

坐的士遇車禍按火車標準賠，這跟索賄1萬元按受賄1千元處理、打死人按打死狗判處一樣，真是具有“中國特色”。不同的是，法院居然振振有詞：《合同法》和《道路運輸條例》中均未作規定，因此依照《道路運輸條例》中的規定執行。殊不知，法院引用的該條款是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一個“參照物”，并非“執行物”，豈能牽強附會？何況，按照我國有關人身損害賠償的規定，城鎮居民遇車禍身亡后的賠償金一般都在40萬元左右。而按照《鐵路交通事故處理條例》賠償，人身傷亡每人僅賠償15萬元。如此大的賠償懸殊，是不是新的“同命不同價”抬頭？再說，時下物價飛漲，我國人身損害賠償在不同的法律法規中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國內航空運輸索賠條例》已經將人身損害賠償標準從7萬元提高到40萬元；而《鐵路交通事故處理條例》人身傷亡賠償之低早已不符合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國情與有尊嚴生活的民意，怎么能隨意套用？

事實上，按照常識與通用做法來看，當“特別法”與“普遍法”發生沖突時，理應以“普遍法”為主；當“部門法”、“地方法”與“國家法”發生沖突時，理應以“國家法”為主；并且上位法的法律效力永遠高于下位法和同位法。從這個方面講，法院依據《合同法》302條、《民法通則》119條予以判決賠償比《道路運輸條例》、《鐵路交通事故處理條例》來得更合適。

其實，按照我國的立法精神、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來看，法律講究的是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對等性和公平與公正性，追求的是權利的平等和對生命平等的尊重。在生命無價的面前，合理合法的賠償，只是對受人身損害者及其家屬的一種補償，這種補償必須體現“同命同價”。否則，像過去的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同命不同價”，雖然曝露出了有關司法制度本身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違背，對弱勢人群合法權益的踐踏，但也不排除人為操作所致。這起坐的士遇車禍按火車標準賠，亦可能如此。殊不知，如此“先例”一破，實則是新的“同命不同價”現象抬頭，受害的不僅是程先生一家，還會有像程先生這樣的國民及其執法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