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招商銀行和貝恩顧問聯合發布的報告稱，近60%接受調查的內地富人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投資移民考慮。類似的消息長期在中國輿論引起爭議，有人認為國家應反思這種現象的成因，有人則認為無所謂，網絡上常見情緒化的評論，稱這些富人就應該從中國“滾出去”。

當中國發展潮把大量外國人吸引到中國定居的時候，中國的富人們反向移民，這不是一種健康的對流。大量富人出走將會帶走資金和很多就業機會，也帶走社會的一部分信心。由于他們當中很多是社會精英，這種移民實際是中國社會財富和人才的雙重流失。

中國富人的移民過程，雖記錄了中國人對子女教育、更優質生活及投資環境的看重，但他們對安全感的追求尤其突出。這些年輿論很關注窮人的安全感，社會的公共良心明顯在發揮作用，但富人的不安全感上升得和普通人一樣快。由于針對富人的批評在增多，加上民粹主義有所抬頭，一些富人擔心提高低收入者權益會用損害富人的安全感做代價，他們的不安在擴大。

“仇富”情緒這些年在中國社會中上升，富人行為的不成熟是原因之一，社會的不夠理性也起了作用。整體上看，中國全社會缺少對財富的現代認識和把握，富人和普通人都做不到像歐美社會里那樣，因為長時間面對財富的魔力，對它不感覺到驚奇。

由于巨額財富的積累還觸及了“是否剝削”等深層次敏感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圍繞這個問題的困惑，客觀說，中國尚未從理論上根本解決“資本家”這個稱呼的負面性。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富豪”們心存憂慮幾乎是必然的，他們中的一些人 “胸無大志”多少與此有關。中國的很多富人對經營百年企業并無興趣，他們注重現實消費及子女教育，有人帶著資金舉家出國，也有人只是花錢辦個外國護照，成為繼續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

解決富人和財富一起外流的問題很復雜，對富人的批評不全是“民粹”，讓輿論過多克制未必是現實的。其實富人有必要提高對批評的承受能力，把帶有對抗性的輿論監督看成是正常的，其實全社會都在提高這樣的適應力。應看到即使是民粹主義，也沒有影響國家這些年對私有財產的總體政策逐漸趨于穩定，富人被剝奪在中國正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

當然，無論富人還是普通人，讓大家對未來有信心，從根本上說，是要讓大家都相信，中國不會發生社會大動蕩，不會出現新的“革命”，中國的各種問題會在法治框架內逐漸得到有序解決。

鄧小平曾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圍繞財富及社會公正的爭論，正中了鄧公當年說的這句話。中國絕大多數人希望同時看到國家的發展、改革和穩定，所有人又都是創造這個大環境的一分子。無論是誰，守法是他有益于社會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他能否為社會做貢獻。輿論應該創造這樣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