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山東省泰山小動物保護協會的會長，徐文對于在京哈高速公路救狗事件中被巨資買下的500多條狗的未來命運頗為擔憂。徐文認為：這些狗都患有不同問題的病癥，5年之內，它們將耗費上千萬元的資金。（4月26日《山東商報》）

10天前，京哈高速公路上救狗的一幕還歷歷在目，數百名志愿者參加救援，許多明星紛紛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500只狗狗的生命爭取希望，更有甚者直接趕赴現場。經過15個小時的僵持，最終由一家網站和一個基金會出資11.5萬元將整車狗買下。

救狗的時候人們爭先恐后，但是人們可能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處理這些狗。隨著事件的發展，專家站出來表示，治療狗的資金可能耗費上千萬，許多志愿者甚至懷疑，自己是被一家網站所利用，成了別人宣傳與牟利的工具。

人們充滿愛心，對弱勢群體、小動物友愛有嘉，這當然值得提倡，但是愛心泛濫就另當別論。我們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2008年一名自稱“鄭俊”的青年男子冒充“汶川映秀鎮災民”，頻頻亮相各大慈善公益活動，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博得了無數同情；前不久，蘇紫紫事件，一時又掀起人們的眼淚無數……可是塵埃落定之后，真相總讓我們無言以對。

為何人們總是被這些事件所感動，為何一聽弱勢群體、被傷害這些詞組，就會迅速放棄理性、分析，一窩蜂式地走向支持、同情的一方呢？這種時候，理性又為何總要退居二線呢？

這不排除，現實中人們感受到很多委屈、悲傷，由于個人力量不足以對抗堅硬的現實，所以，當網絡上出現一個典型的由“弱勢代表”時，人們感同身受，自然會站到同情他、她或者它的一邊。

這些人迅速集結，會在網絡上形成一個強大的聲音，這種聲音在群體的庇護下，又會變得激動、勇敢而堅決。他們往往對其他聲音形成道德“圍攻”，迅速淹沒異己之音。就像網友于峰表示的那樣，“當時我并不贊成直接救下這些狗來，因為救下它們并不難，難就難在該如何為它們尋找一個未來。”遺憾的是，這種理性的聲音在現場卻很難得到支持和回應，于峰剛說了幾句就引來一堆白眼。

塞奇·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中寫道，“群體心理學家們認為，群體在智力方面缺乏創造能力……這是因為當所有個體融入到群體中時，其個人才智就被削弱了，對現實的敏感性也變得麻木。”

希望下一次，當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時候，人們會撇除偏見、執拗于情緒，真正地理性、慎重地思考一下，而不要再一窩蜂式地去表達愛心，非理性的表達愛心，往往會讓愛心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