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通過微博反映，四川省巴中市所轄通江縣、南江縣、巴州區、平昌縣等四縣區存在“超配縣長”的問題。該微博稱，這四個縣區都是國家級農業貧困縣，經濟總量不大，但是卻有44名正副縣長。記者在訪問政府網站之后發現，網友曝料基本屬實。

巴中市存在的縣級領導干部超編現象，其實并不特別“刺目”，因為在此之前，早就有多起領導干部超編的新聞見之于世。從湖南溆浦縣的“最大縣政府”，到遼寧鐵嶺市的20個副秘書長，從山東沾化縣的15名縣長助理，到河南商水縣政府辦公室的28名“秘書”，超編問題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不但不新鮮，甚至連人們的不滿都在趨于麻木。

有人給“縣太爺”超編現象算了一筆經濟賬，如果像巴中市的四個縣區那樣，每個縣超配3名縣級干部，則全國每年就要多消耗9億元的財政資金。這樣的算法其實還是比較保守的。如果結合“三公”消費的居高不下來看，超編人員在政府開支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無法徹底搞清楚的糊涂賬。

縣級干部超編普遍，當然和政府預算的彈性很大不無關系。領導干部只要謀到了一定的職級崗位，編制從來都不是問題，薪資和公務支出同樣能夠得到保證。政府預算為超編人員留下寬裕空間，或者財政預算為超編干部實行追加，執行起來都很方便。這樣的預算制度實際上不能對超編現象起到任何制約作用，多出來的那些副縣長或秘書長們，也就成了財政支出的一個大窟窿。

如果深入個案、了解內情，就會發現，超編的副縣長和縣長助理其實各有各的來頭，各有各的說法。有的是為了照顧人情，有的是為了平衡關系，有的是專業安置，有的是上級掛職，有的甚至僅僅為了混個級別便于退休。多出來的副縣長們不能沒事可干，于是就只好把領導分工搞得更細一點，或者另外“設計”出一項主管業務。因人設事的結果，是政府機構的重疊和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瑣。一系列官僚主義習氣，以及利用職權尋租的傾向，都可能從領導超編現象生發出來。而更為隱蔽和更為惡劣的問題是，領導超編往往與買官賣官和權錢交易存在聯系。一些人花大價錢捐得“縣太爺”的職位之后，通常會通過勒索下級的方式填補自己的虧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官場腐敗生態鏈，也就是在這樣的人事任用方式下慢慢形成的。看到了這樣的“生態災難”，就不難注意到，官員超編現象對行政體系造成的內部損耗和敗壞，遠遠比消耗幾個億的財政資金更為嚴重。

副縣級干部的任命，未必都是由縣里說了算。副縣長超標嚴重的地方，問題的根子往往在其上級政府。但總的看來，領導干部超編的癥結，仍在于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的完全缺失。無論多么無能的干部，只要沒有因重大過錯被開除，總能混到一定的級別，鉆營到副縣級崗位也并非難事。行政體系一方面需要新鮮血液以維持其正常運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給原有的庸員、冗員一碗飯吃，結果就造成領導干部和公務員隊伍的不斷臃腫。有數據顯示，近年來的機構改革雖然撤銷了一些部門，但干部總人數仍呈增多的趨勢。平均每次機構改革，財政都要增加15%的開支。而整個公務員隊伍，每年則以20%的速度在增加。這種只進不出、能上不能下的體制潛藏著怎樣的風險，其實是不言而喻的。

領導干部超編現象的根本解決，有賴于公務員正常退出機制的建成和完善，但這方面的工作進展緩慢。在此之前，實行更嚴格的預決算制度，引入良好的外部監督，有可能對超編現象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但從近來的一系列案例看，輿論監督的壓力和行政體系內部的“壓力”相比，似乎有點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