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護士郭俊梅，因不滿獎金分配而上訪。醫院外請醫師假扮“上級工會領導”與其談話，將其診斷為偏執性精神病，并當眾宣布調崗。郭俊梅起訴后勝訴，法院判深圳二院登報道歉，賠償精神損失1萬元，但認為診斷醫師無責，法官還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饒人。郭俊梅表示，她會繼續上訴。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單位為打擊報復上訪或舉報人，將之“精神病”的案例頻頻刺痛了公眾的神經。如何防止此類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惡性事件再度發生？
精神衛生立法勢在必行
認定、強制收治精神病人涉及對患者的人身自由權這一基本權利的限制，制定專門的《精神衛生法》勢在必行。遺憾的是，《精神衛生法》從1985年開始起草，歷經26年仍“千呼萬喚出不來”。關鍵在于精神科醫生與公眾、患者、法律界人士等在精神病患者的強制收治問題上，分歧很大。多數精神科醫生支持以法律形式肯定強制收治，而社會公眾普遍擔心“被精神病”。
我國現實中的精神病收治存在諸多制度性缺陷，諸如：強制收治一直缺乏法律意義上的程序規范。醫院可以在從未見過當事人、從未作出診斷的情況下，派人將當事人用“綁架”的方式強行收治；醫院往往以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為由，否認個人拒絕住院的權利；缺乏有效的異議和救濟機制，一旦被收治，沒有第三方機構來處理異議，當事人的任何抗議都是徒勞的；司法救濟失靈，出院后試圖通過訴訟來維護個人權利的當事人面臨著起訴難、取證難等重重困境。
導致強制收治制度性缺陷的深層原因，主要在于醫院一廂情愿地將強制收治視為純粹的醫療行為，而否認強制收治是涉及剝奪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將引發法律后果的涉法行為。并且，醫院往往片面地用醫學標準代替法律標準，將醫學上的“自知力”作為判斷當事人行為能力的標準，賦予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送治人以“監護人”的地位。這就為任何人都有被精神病院強制收治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如何既能使精神障礙患者得到及時有效治療，又能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是精神衛生立法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