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兩樁新聞。一是高曉松醉駕案宣判。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那段“勿將醉駕一律認定為犯罪”的講話，又有了下文，據《京華時報》5月17日報道，近日最高法下發通知，要求各法院對審判“醉駕案”高度重視，慎重穩妥。北京市高院要求對已經采取強制措施的醉駕案，法院可視案件具體案情依法變更強制措施（取保候審、監視居住）。

關于張副院長那段談話，媒體已有了充分解讀：“醉駕入刑”本身沒有附加條件；“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是所有罪名通用的原則，沒有必要強調，若過分強調反而會引發公眾誤解，以為“醉駕入刑”還需要有“危害大”的結果作為附加條件，有違立法原意。

而這次最高法的通知，引發了公眾的又一次焦慮，特別是其中的“慎重穩妥”、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很容易被理解成“后窗程序”，最高法開了口子，基層可能成為一扇破門——有背景的人醉駕就是“情節輕微”，可取保候審；沒有背景的，就一定是“情節嚴重”。法律成了橡皮筋……其實，取保候審本身就是當事人的正當訴訟權利；相反，“以捕代偵”、超期羈押，才是反法治的“有罪推定”的產物。

司法當局重申慎刑、取保候審的法治原則，而公眾認為那會成為破壞法律公平、讓權貴逍遙的借口。這種尷尬緣于中國當下，公平和法治，已成為兩個漸行漸遠的維度，并且彼此誤解、彼此傷害。這使輿論空間里徒增了許多無謂的口水戰。這種爭辯無助于達成社會進步的共識，反而造成了社會分裂。

回溯歷史就會發現，醉駕、飆車的入刑，不單純是為懲治交通違法。2009年成都、南京、杭州那幾場車禍慘絕人寰，引發醉駕入刑的洶洶民意。這種民意不僅指向危險駕駛，更指向與有車族相重疊的社會權貴，其背后是貧富差距加大、社會公正的大問題。

所以，如今公眾對最高法相關解釋十分敏感，背后也是對司法公正的深深焦慮。在中國當下，很多人不得不信奉“錯殺一千”的原則：寧可所有人都喪失取保候審的權利，也不愿讓權貴利用這條法律；寧愿不剔除“情節顯著輕微”的行為，也不許有人借此脫罪。

申言之，司法專業化、現代化的努力，都撞到了民意這道堅實的墻上：對社會公平的焦慮，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法治的深化。法治不彰與社會不公形成惡性循環。對社會不公的質疑，也慢慢變成對法治的質疑：無罪推定、程序公正、司法獨立，甚至辯護律師，都成為公眾質疑的對象。總之，烈女殺官，一定是正當防衛；小販殺城管，就一定無罪；寶馬車撞人，一定是故意殺人……這成為當下一種特殊的傳播現象。

最近，法學泰斗江平先生對此表達了擔憂：現在“司法獨立”也不講了，憲法上寫得清楚；但我們的輿論上，不提“司法獨立”。如果我們報紙上宣傳的不是正確的東西，把一些正確的東西也視為是“愚昧落后”的，那我們在宣揚倒退。

史家對中國近代史之嘆在于“救亡壓倒了啟蒙”，當下中國確有“公平壓倒法治”的苗頭。一些原本早該得到宣傳、施行的法治原則，卻在民意、公憤的名義下被壓制。藥家鑫案引發的“廢死刑”的辯論，突顯了法治與公正兩個維度的錯位。兩派隔空對罵，黨同伐異：廢死刑者被斥為貪官污吏的同黨，“暴民”的帽子滿天飛。其實，慎用乃至廢止死刑是國家法治進步的體現；但另一方面，卻是中國如此多的巨貪被判死緩，享受著慎用死刑的“法治成果”。無論是慎用死刑，還是這次最高法強調的取保候審，原本都是法治維度的進步，卻在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下被扭曲、被誤解。

法治不彰，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不公，又讓公眾不再相信法治。最高法此番對“醉駕”的慎刑、取保的通知，卻引發輿論反彈。這釋放出一個強烈信號：社會不公已嚴重影響到現代法治的成長。所以，應以公平的名義促進法治，執政者宜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