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業主黃老板2010年平均年入百萬，而繳的個稅不超過1萬元。“我在賬面上就給自己開3000元工資，每個月不過幾十元個稅。”國稅總局研究所研究員張培森表示，“新的收入種類和形式不斷出現，總局也不斷地發函，‘見招拆招’。”于是個稅規避幾乎就像是一場“貓鼠游戲”，在富人們和稅務機關之間長年累月地上演。（《21世紀經濟報道》5月17日）

合理避稅是件光明正大的事，那是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以合法的手段和方式來達到納稅人減少繳納稅款的經濟行為。可避稅往前多走一步，常常就成了非法的逃稅。這兩者之間，本來就是個模糊地帶，而作為非法律和稅務方面的專業人士，就更難界定報道中這些富人的避稅手段到底是合法還是非法。可拋開這些不談，一個年收入百萬的私營業主，繳的稅還不如我這個月收入三四千元的小職員多，這無論如何說不上合理。

很多人批評國人的仇富情結時都愛說，我們應該感謝富人，因為他們幫窮人分擔了稅負。可這篇報道讓我們看到，富人們實際繳納的稅款，其實與他們實際占有的財富嚴重不對等。他們依靠著手中的資源巧立名目，一些人對財政稅收的貢獻，甚至還比不上許多工薪族。這樣的現實，如果任由其存在和繼續，那既是對窮人的不公，也根本無法體現稅收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功能。

這似乎是種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奢侈、炫富的風氣日益在社會上彌漫，另一方面，富人們卻越來越怕露富，尤其是面對稅收時，想盡辦法隱藏自己的真實所得。而富人避稅的成功，更讓人感覺，國家對整個社會財富、資金的掌控，其實相當不到位，以致給一些富有者隱匿自己的收入，留下了充足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富人避稅的成功，也表明，公民的稅收知情權和監督權并沒能落到實處，以致于一些富人的稅收違法行為，并不能被稅收機關所知曉。

個人所得稅雖然只是我國諸多主體稅種中的一種，但它在財政收入中占較大比重，對經濟也有著較大影響。尤其在現階段社會貧富差距較大的現實下，它所承擔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更為公眾所矚目。當前，個稅改革正在進行中，富人避稅手段的曝光，更讓人對個稅改革如何堵住這方面的漏洞，實現稅收公平，充滿了期待。這不僅事關國家和公眾的利益，也事關公眾對稅收和公權力的信心。

我們并不反對合理避稅，但對富人巧立名目地逃稅卻不能不予以嚴厲打擊，否則，個稅不僅無法實現其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還會進一步助推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這將讓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