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南方日報》報道了廣東省廉江市國土局副局長何耘韜執行市政府會議紀要違規發證獲罪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其中所反映的公務員明知上級決定或者命令明顯違法還去執行，該承擔何種責任，成為關注的熱點。（５月１８日《南方日報》）

這個案子還真有點奇，執行上級決議就是違法，也應上級負責吧？據悉，何耘韜2005年執行政府行政指令，在房地產企業未交清土地出讓金的情況下，在一塊土地登記審批表上簽署同意辦證的意見。今年4月15日，廉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其犯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

姑且對該案件所涉具體內容不予置評。就事論事，如果何耘韜的行為確實犯玩忽職守罪，那么“玩忽職守”的是不是也應該是他的上級呢？從報道的情況看，最初何耘韜是抵制拒絕簽字的，但后頂不住上級壓力，還是簽了。這更說明何耘韜只是執行者，并非決策者。追究執行者的責任，而不追究決策者的責任，明顯失之偏頗。

或者，有人會認為明知上級決定違法，是可以拒絕執行的。當然可以。但如果何耘韜這樣做，真的要像其家屬所言“這樣干也有罪，不這樣干也有罪”，當時就會受到處罰。我們都知道，在現實生活中，領導的“看法”一般要比法律更具權威性，何耘韜不應該為自己的被迫行為負責。

這其實是目前存在于社會現實中的普遍現象。許多情況下，如果上級決策出現了問題，最后追究起來，往往決策者沒有責任，會找一個執行者擔責。如某地自行建立了開發區，自設編制等，結果上面追究時，卻由當地規劃局長承擔責任，一個小小的地方規劃局長有能力建立開發區嗎？上上下下都明白這個道理，但卻接受這樣的處理結果。

依法行政，必須從厘清責任開始。如果責任不清，那么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行政。下級不能是上級的“替罪羊”，上級爭功諉過是不道德的。法院避重就輕，撿軟的“捏”有悖法律精神。一般情況下，執行者行為發生錯誤，應該只負輕微責任或被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