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這次因為失竊案牽出種種事端，備受質疑與批評，有點“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局面，連帶著一張張牌倒下。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這么個頂極的文化機構，這么個讓人仰之彌高的部門，怎么會接連爆出如此低級的錯失。有人略帶諧謔地稱：“故宮博物院”應該改名為“古宮博物院”，少了的就是那半邊“文”。

　　在諸種事端中，故宮反應最快的是關于“頂級會所”的事，幾乎是立即澄清院方之無涉。然而，我覺得，一個博物院該不該參與辦“會所”，卻正是最值得加以辨析的。

　　盡人皆知的事實是，“綜合開發”、“多種經營”不僅是經濟部門、生產部門的基本理念，也是許多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部門的思路。高等院校“拆墻”之風幾度興衰就是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事例。經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轟轟烈烈地“拆墻”后，本世紀初基本形成共識——那不是院校辦學應該走的路子。而近一兩年，此風又長，除職業院校紛紛拆墻辦企業外，一些城市高校大力鼓勵教師辦企業，還規定可以把職務與科研成果入股。此間的是與非，恐怕不是誰能斷言的。

　　學校辦工廠、文化館開小吃店、社科機構搞產品營銷……這是非常普遍的事了。曾經有某省社會科學院開辦公司，由某職工承包，結果虧損慘重而且承包人下落不明，弄得整個社科院連買掃把的經費都沒有。這是負面的事例，自然也有很正面的事例，權威文化機構與旅游部門聯合，開發新旅游區，發現新的文物古跡，搞活一個地區的經濟等等。

　　我們要討論的是，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或者說是：這可行與不可行由哪個部門來論證、哪個部門來認定、哪個部門來籌謀構建、哪個部門來監督？具體地說，文化系統的圖、文、博三塊，都是開銷很大的，國家財政該不該全部養起來？這些部門可以從事哪些經營活動，經營的收入如何管理？

　　我們還要討論的是，文化權力的占有與利用問題。科教文機構相對而言都“窮”，而這些部門的文化權威、文化權力都很強大。比如一些專家，工資收入有限，但以權威的身份去“參股”，或者只需樂于出具各種“鑒定報告”，其收入則會是不可計量的。再比如像故宮，辦館經費有限，但文化權力卻無比之大。一份奢侈旅游雜志《Elite Traveler》已經刊登了“紫禁城私宴？建福宮”的廣告，稱這是“中國首都旅行最尊貴的VIP體驗”，入會者“可以在皇宮不對游客和參觀者開放的地方享受盛宴，就像一個真正的皇帝或女皇”！顯然，宣昭的就是故宮的“文化權力”。可以類比的是，法國盧浮宮在宮中也辦過豪宴，募捐到的款項極其可觀，他們也借用了“盧浮宮”的名聲與收藏品的誘惑力。那么，我們的故宮可以辦“會所”嗎？應該怎么經營可能的“會所”？

　　這是相當紛繁復雜的問題。值得為故宮一辨之理由，正是關乎我們的文化機制的建構與運行的問題。有一點本來是不復雜的——文化權力部門利用這種權力所獲得的經濟效益，是部門所有，而非個人所有。群眾怨氣最大的是看著這些國家的文化權力“順其自然”地轉換成某些人的私利。經營來、經營去，最后都被“腐敗”掉了。這也正是為故宮的“頂極會所”作一點辯證卻無法僅靠文字來辨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