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的來說，這位教授的言論，偏重目前物欲社會的一種潛流的追求，那就是功利性突出，金錢欲彰顯。這有絕對的錯誤嗎？未必！在商言商，應該是社會進步和分工的體現。如果作為一位教授，對自己從事的事業，都沒有自己的目標和鑒別，那么豈不是人云亦云的行尸走肉。靈魂是不可少的，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人，都必須要有一個靈魂，他是我們奮斗的精神力量。

如果董藩教授，講授房地產，在房地產暴利的時代，他的學生一輩子碌碌無為，難道他是成功的？換句話，他如果是以為教授基礎科學的，提出如果在40歲你還不能得到諾貝爾講就別來見我，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可惜中國教授基礎科學的沒有人有這種牛逼和豪氣。

同樣，尹曉冰教授，在MBA蓬頭蓋面，寒酸窮倒，甚至見到學生的“錢”“財”，還會雙腿發軟，兩眼發光，他還有臉面在講臺上，夸夸其談他的MBA嗎？因此筆者認為，作為大學教授，他們個言論并沒有錯，因為大學教授的教育目的，已經不是重點在培育學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上，而是要教授學生如何有效地去適應和改造這個社會的手段和思想，如果他對學生沒有這方面的功用，還是掉書袋，那么他就是現代的范進，有何益處？

尹曉冰的“毀滅論”，再次道出了我們現代大學的教育生態，那就是教育的功利性與社會責任性脫節；教育的行政化已經嚴重的阻撓學術的自由化和現代化。培育的都是一些沽名釣譽的作假、抄襲者，一些對權力頂禮膜拜的官僚。

對于這兩位年輕教授，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為什么他們能不怕輿論的風狂，說著這樣的看似離經叛道，又有幾分道理的思想。他們是教育體制改革的“吃螃蟹”者，應該贏得一份包容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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