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社會結構變化實在太大了，其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從農耕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隨著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人員流動加劇，一個人的祖籍、出生地、生長地、工作地都不一樣很正常。許多人對自己父親、祖父生長的“祖籍地”毫無印象，一輩子也回去不了幾次。而“籍貫”的定義也變得潦草，過世已半年的作家史鐵生曾寫道：“常要在各種表格上填寫籍貫，有時候我寫北京，有時候寫河北涿州。寫北京，因為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大約死也不會死在別處去了。寫涿州，則因為我從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輩人都曾在那兒生活。”顯然，在今天的社會大背景下，祖籍的重要性遠不如古代，而一個人的出生地和成長地可能對其影響更為巨大。

如此說，并不能完全否定祖籍地對一個人尤其是第二代移民的影響力。以網壇“一姐”李娜、前乒壇“一姐”鄧亞萍為例——— 李娜的祖籍是湖南新化，鄧亞萍的祖籍是湖南新寧，這兩個縣在明清時期都屬于寶慶府，即今天的邵陽。那個地方自古民風強悍，多堅韌執著、永不服輸的人，當地居民被稱為“寶古佬”。不能不說鄧亞萍、李娜身上遺留著“寶古佬”的氣質，這種氣質或許是因其父母言傳身教而得之。但是，如果再設想一下，鄧亞萍和李娜不是生長在鄭州、武漢兩大省會城市，因為其父母的職業和體育相關，從小有較好的條件來從事乒乓球、網球專業訓練，就算她倆那種不服輸的“寶古佬”氣質再濃，恐怕也難有后來的成就。

爭論一個名人是哪兒的人，是很無聊的。但若細究其原籍、出生地、成長地對這個人的綜合影響，放在今日中國大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我以為有著不容忽視的社會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