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6月21日下午，在位于紐約的聯合國總部，192個成員國代表批準了現任秘書長潘基文的連任決議。他將從明年1月1日起再任五年。

盡管新任期尚有近半年才到，潘基文就表示，自己將繼續履行好“協調者”和“架橋人”的職責，并稱將以中國典籍《道德經》中所說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為準繩，和各成員國共同應對當今世界面對的各種挑戰。

一些歐美媒體曾指出，被稱為“隱形人”的潘基文，缺乏前幾任秘書長所特有的個人魅力和感召力，即便在他最為迎合的美國，其知名度也不盡如人意，甚至有人在他當選當日，在加拿大一家網站撰文稱，同為“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安南等幾位更像“長”，而潘基文更像“秘書”——五大國的秘書。

的確，潘基文在第一任期盡管忙忙碌碌（是聯合國歷史上出差最多的一任秘書長），頗不似《道德經》里“無為而治”的做派，但他的“有為”，往往是在某些大國愿為、欲為，且其他大國至少不激烈反對的事項上，如在阿拉伯世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中態度鮮明，在科特迪瓦調停時未經安理會程序便擅自授權法國動武。而他“無為”之時，則無一例外是碰上某些大國明確反對的硬釘子（如哥本哈根峰會無果收場，“新千年計劃”紙上談兵）。

與其說“為而不爭”，還不如說他為也莫可為，爭也不須爭，能做的只是順水推舟。也正因如此，他才未遭際瓦爾德海姆、加利兩位前任被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一票否決的慘劇，無驚無險地“保送上二期”。

然而說到底這也的確怪不得他。雖說是“第一國際組織”，但聯合國原本就是二戰的產物，體現的是雅爾塔-波茨坦體制所決定的戰后國際政治力量平衡。如不少評論家所指出的，聯合國本身既沒有一分一文，也沒有一兵一卒，它的力量、權威，說到底來自192個成員國，且由于體制和現實的約束，更多來自大國、強國的意志表現；聯合國的扯皮、彷徨，體現的是大國間的分歧和討價還價，而聯合國的決斷、行動，則是大國間分歧化解、妥協達成，開始落槌成交的反映。

這雖然有失公平，卻在很大程度上是聯合國運作的現實，越是有個性、富于改革勇氣的秘書長，就越容易與這個或那個大國產生原則性分歧、齟齬，從而影響大國之間、大國與聯合國之間的合作與共識，影響聯合國干預、調停國際熱點事物的能力。與之相比，一個“為而不爭”的秘書長，卻可讓聯合國這臺稍有些過時的低效機器，維持運轉。潘基文的五年，的確是安理會爭執和否決權行使較少、“出勤率”較高的五年，正因如此，當潘基文6月初表態參選連任，不到兩周時間，“五常”全部支持。

一些看不慣潘基文的人，對其在首個任期里拖延聯合國機構改革，最終把熱灶拖冷耿耿于懷，事實上這也很正常。首先，潘來自“團結求共識集團”骨干國之一的韓國，這個集團原本就是穩健改革派，支持安理會改革，但不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國，尤其反對增加否決權，即便讓他發揮“個性”，也一樣不會對若干二流大國的“入常”意愿反應熱烈。其次，盡管冠冕堂皇的話總要說一些，但“五常”事實上都是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穩健派，這不僅因為增加常任理事國名額形同分權，也因為否決權增加，將令原本就效率低下的聯合國體制更難在熱點問題上及時達成共識、付諸行動。

“人權觀察”組織主任菲利普·博洛皮翁在潘基文發言后曾表示，第二個任期，潘基文可以少一些為尋求連任不得不左右逢源的負擔，希望他能借此體現出更多的個人特點和工作能力。然而聯合國本就是個妥協性機構，秘書長則是“協調者”和“架橋人”，過于鮮明的個人特點，反倒會影響這座“協調之橋”的架設和通行。

聯合國到了今日已呈兩難格局，不改革則不合時宜，缺乏對當今全球政治力量對比的反映，代表性不足；實施以常任理事國擴容為核心的大改，則這臺機器的效率會更加低下，臃腫蹣跚的歐盟就是前鑒。或許，隨著時代的發展，G20這個新生事物會逐漸實體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分擔、替代聯合國的某些職能，而聯合國本身則可能需要一個過程、一段時間，來適應和重新定位。或許，潘基文這個懂得“為而不爭”的秘書長，是主導這個過渡期的最適合人選。

（作者系旅加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