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成不了“平民新貴”

若對比近代歐洲平民新貴的崛起，我們或可更深刻地理解當今大陸的富人。

17世紀后歐洲崛起的平民新貴，多是資本家，在經濟上可與貴族頡頏乃至超越后者，在政治、社會地位上卻遠遠不及。新貴必須證明自己比舊貴族更值得尊重，于是革新技術、指導佃農，促進農業革命；修建基礎設施、投身公益慈善，為平民爭利益，成為地方公共領袖。與此同時，為區別舊貴族，他們還特別崇尚節儉、低調的生活方式：盡管也修鄉間別墅，但突出樸素風格；盡管日常花費超過平民，但宣揚“節制的體面”。

然而，在中國大陸，經歷新中國成立后的諸多運動，中國傳統士紳階層早已蕩然無存，士大夫精神也隨之消亡。從前是“禮不下庶人”，現在是不論庶人或士大夫，都不再有“禮”的光芒照耀。近20年來崛起的富豪，大多數要么是權貴資本的受益者，要么是精通血酬定律的黑色大亨。他們既無傳統中國上流社會的“禮”，又沒有近現代歐洲貴族的魂，遂呼嘯著穿梭于酒池肉林，如金碧輝煌的游魂，狼奔豸突，彷徨于天地。

而達芬奇家具，不過是富人們在狼奔豸突中，不幸找到的一張本以為可以睡得很香，但轉眼就塌了架子的一張大床而已。今天，達芬奇是倒掉了，但明天，米開朗琪羅還會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