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為專家組抽查到你的電話，相關問題沒有回答出來而導致文明城市沒有被評上，我校將在寧波市通報批評，而你也將會在我校接受相關處分……”前幾天，位于寧波的浙江萬里學院的部分學生收到落款為校方的群發短信，內容是關于應對創建文明城市考察組的抽查電話，要求學生“務必嚴肅對待”。

我相信，稍微有些頭腦者，在群發上述短信時，都會想想：這是不是太明目張膽了？近年來遇到類似事件，有關部門會組織各單位開會，布置相關任務，對于一些上不得臺面的做法，基本上采取的方式是“口頭”，并要求各單位只操作不宣傳；而具體到各單位，會組織員工或學生開會，但會要求員工、學生對學校的要求“保密”，有的甚至還約法三章 “說出去是要被處分的”。

把上不得臺面的要求，通過短信群發出去，這足可以表明，這所學院的有關人員，連略作“回避”的想法都沒有了。而在事情曝光之后，該校 “學生事務與發展中心”的解釋是，“由于學生放假，我校在推動工作中理解不準確，市里從來沒有講過要處理學校，學校也沒有講過要處理學生”。這樣的解釋是蒼白無力的，難道發這樣的短信僅僅因為理解不準確？如果上級沒有要求，學校有關人員假借上級的要求來要求學生，這不是欺詐嗎？

依據當前的教育管理現實，符合邏輯的解釋是，上級部門對學校提出了做好專家組抽查的要求，要求學?！叭f無一失”，而學校由于在放假之中，于是只有采取這種將上級的要求傳達給學生的辦法。

在筆者看來，對于此事，不能以學校發公告做說明為了結，而應該進一步調查?；蛴腥苏J為，這樣的事難以調查出一個結果，會不了了之，而且很多地方都這么做，只不過沒有被曝光罷了。這種觀點是對這類事情的縱容。調查這類事件，不僅對治理文明評估、檢查中的形式主義、弄虛作假有益，而且有助于理清政府和學校、學校和學生之間的權責關系。

在當前的政校關系中，政府的一聲令下，往往學校就必須執行，這是把學校作為了政府部門的下屬，而健康的政校關系，則是政府作為舉辦者和監管者，無權干涉學校的具體辦學，不能越權對學校下指令，與此同時，學校應有辦學的自主權，可以拒絕來自政府部門的超越監管權力的辦學要求。就像要求學生配合調查組的調查，這顯然是違背育人理念，引導學生故意作假，學校不但可以拒絕，而且，可以批評政府部門的形式主義做法。

毋庸置疑，在長期的行政管理中，我國不少高校已經難以做到教育家辦校，辦學不是對學校負責、對學生負責，而是對上負責。這次學校事后的解釋，就很明顯不是對公眾道歉、對學生道歉，而是為給上級帶來麻煩深感不安，要出面為上級開脫。向學生群發配合專家調查的短信，從教育角度看，是嚴重反教育的說謊教唆，相關人員本應“與國際接軌”而引咎辭職。這是涉及突破教育底線的大事，而非一條短信那么簡單。但遺憾的是，由于鮮有問責，突破教育底線的事現在做起來越來越大膽。

（作者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