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成了一個時髦的標簽，很多見死不救的事件，都會“鏈接”到2007年南京法院判決的那個案子上。比如，最近的天津“許云鶴案”、南通長途車司機扶助老太反被誣為肇事者、武漢88歲老人摔倒無人扶窒息致死，以及上海老人摔倒無人扶10分鐘后才有人報警的事。

上述新聞給人的印象是人情冷漠，想做好人反而被誣……輿論將這種人人自危，責怪到當年的“彭宇案”判決上。但這種“因果關系”，未免有些宏大敘事。

其一，按信息學的原理，越是小概率事件，包含的信息量越大，這類事件就會得到媒體更多關注。所以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都是“小概率”事件，大家不能以偏概全，認為世風就像某些新聞曝光的那么冷漠。我們社會中發生的更多事兒，是老人受傷、走失，就有人報警、施以援手。只因這些事太普遍，媒體不可能一一報道。

其二，“彭宇案”的不良影響，未必有那么嚴重。“彭宇案”之前，見死不救的案子，也并不鮮見；“彭宇案”之后，也沒有數據顯示此類案子多了起來——不過，倒有不少案子的當事人，努力給自己戴上“彭宇第二”的帽子。以許云鶴案來說，他對媒體稱：老太先摔倒，他停車是為救人。但在一審判決和二審陳述中，許的說法是他緊急制動停車，差點撞到中間護欄上，下車后“先看了一下車門是否與護欄發生刮蹭，之后才走到老太太身邊”。這跟“彭宇案”的救人被誣，有相當的不同。而且，不妨問問那些看到倒地老人卻不扶一把的圍觀者，其中知道彭宇案的又有多少？

傳統儒家教導人們要“毋自欺”。有時，我們需要告別對別人的高分貝聲討，傾聽自己心里的實話：我們不愿救人，真是因為“彭宇案”嗎？真是害怕傳說中的法律風險嗎？或許，只是因為我們的冷漠、懶惰，甚至是看客心態；或許，“彭宇案”成了最好的麻醉劑，讓我們良心得以安寧，不致愧疚。

否則就難以解釋，何以圍觀者寧可站一個小時，也不愿打報警電話？打個報警電話，不會承擔法律風險，這跟所謂“彭宇案”的惡劣社會影響難以扯上關系。

再以9月2日有上海老人在尚文路摔倒來說，有網友把此事圖文并茂地發到網上，指“許多路人竟視而不見，不肯相助”，“大約過了10分鐘才有路人報警”。且不說這圍觀的10分鐘是否描述準確，是否算拖延，只想問問：那位拍照片的網友當時在做什么？

做“好人”，還是做冷漠的“壞人”？對這個問題，我們有選擇的權利。比如有上海爺叔跳到同里的河里救人，還有上海爺叔在張家界用針灸搶救暈厥的病人，其中風險比疑似“彭宇案”的風險大得多，但他們還是挺身而出了。

我們未必個個要做舍己救人的英雄，但在不將自己置于風險中的前提下，我們還是能幫到別人的，比如通知家屬和報警。關鍵在我們是否有一顆最起碼的善心。也許“彭宇案”只是一個借口，榨出我們“皮袍下的小”來。彭宇，彭宇，幾多冷漠假汝之名？

（作者系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