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先生在給念完小學的女兒算賬時發現，去年一年女兒光花在學校組織的各類捐款上的錢，就有四五千元。對此，孫先生女兒說：“錢都是媽媽奶奶給的，后來老師說我是班級里捐得最多的人，給班級爭光了，就表揚了我，之后每次捐款，我就想繼續捐那么多吧（見9月7日《錢江晚報》）。”

一名小學生在學校里，一年捐款就高達四五千元。這么大的一筆捐款數額，就是掙工資的大人們，恐怕也會產生承受不起的心理感覺。孫先生的女兒每次在班級里捐的最多，都會受到老師的表揚。孫先生的女兒為了受到表揚，為了繼續保持這個“榮譽”，只能用繼續多捐的方式來維持這個“榮譽”。

前不久有媒體報道，長沙縣推出一日一捐活動。要求當地的老師一天捐出一塊錢，每名老師一年就要捐出365塊錢。當地的許多老師紛紛向媒體爆料，表示這樣的強制捐款負擔太重。而一名小學生一年就捐出了四五千元，老師卻一直在用鼓勵的方式，誘導孩子繼續保持這樣的記錄。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教育工作者，到底懷著怎樣的齷齪心態。

這就像是一名教師，面對舉刀想割他身上的肉的人。他可以講出很多的理由和借口，來規避被人割肉的現象發生。然而當他們因為職業的需要，需要拿著刀子割孩子們身上的肉的時候，他們會編造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把孩子主動接受割肉的行為，描繪的很高尚、很神圣、很偉大。

這就是我們的募捐現狀，這就是我們的募捐心態。當許多人面對強制捐款時，不免表現出被人打劫的痛苦和憤懣。當他們轉身成為募捐者時，又產生了讓別人捐更多的錢的興奮和愉悅。別說小學生一年捐錢四五千元，就是小學生一年捐錢四五萬元，跟教師們又有何相干。小學生們捐得再多，那也是在別人身上割肉，教師們又怎會產生被割肉的痛感。勸小學生捐款無可厚非，可是竭澤而漁的手段讓人厭惡。

教師不愿意被強制捐款，政府部門的領導會講出捐款的N個好處來。然而當教師轉過身來，面對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小學生時，同樣的也會講出捐款的N個好處來。對于比自己更加弱小，而且沒有工資收入的小學生，教師采用行政命令的強制手段強捐當然不妥。所以他們只能采取更加“人性化”的辦法，先給小學生精神洗腦，再輔以表揚、鼓勵、排名的方式逼小學生們就范。

當每個人面對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現實時，總會把它描繪得很丑惡。當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現實，自己無需接受而又需要自己推銷給別人時，某些人總是把它描繪的很美好。

當慈善募捐成為成年人之間的一種強制行為，慈善標準的制定取決于權力的大小。權力大的人可以逼更多的人就范，權力小的人和沒有權力的人只能被強制。當慈善成為成人對于孩子的洗腦，不高尚的成年人在鼓勵孩子們行為高尚。這樣的慈善募捐行為，是不是已經遠離了慈善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