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針對相關條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任茂東認為，只有有條件地確立沉默權制度，才能有效遏制刑訊逼供。但偵查機關認為，沉默權入法，法規超前，難以駕馭和執行。（9月14日《人民日報》）

偵查機關之所以擔憂，是因為“沉默權”一旦引入法律，口供的認可程度將下降，偵查機關將不得不在其他證據的搜集上花費更多力氣。畢竟，“沉默權”能遏止刑訊逼供，但同樣可能阻礙其他技術性的問訊。

偵查機關的這種聲音不是沒有道理，但顯然也低估了偵查手段提升的潛力。法律是否超前，不可能以現有的偵查水平為標準。任何偵查手段，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進行，而誰是程序的制定者？不是偵查機關自己，而是法律。也就是說，先有法律規定偵查機關所應遵循的程序，其后才有相應的偵查手段產生。孰先孰后，不容混淆。總之，法律首先要從價值上體現公平、正義的追求，而不可能去遷就現有的偵查水平。

當然，這么說，對偵查機關或是強人所難。影視作品中常見的“沉默權”，即“你有權保持沉默”，來源于美國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該案直接促成了著名的“米蘭達規則”誕生。然而，米蘭達案在當時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中，僅以5票對4票的微弱多數通過，“米蘭達規則”也在當時美國司法界產生巨大爭議。反對者所考慮的，其實也和上述偵查機關的意思一樣。

但是，我們回頭看看，“米蘭達規則”降低了偵查效率嗎？沒有。不但沒有，反而成為一項法律常識。其實，如果偵查手段不得不因新的程序而變更，那么它總會在新的程序中重新找到效率。最重要的是，只要有章可循，偵查的效率總能得到提升。而歷史地看，公權不斷受限，同時也就不斷被逼著在新的方向上重塑自己的效能。如果只是讓法律懸置下來，等待它的進步，它可能永遠不會嘗試著去進步。

如果真的認為程序公正是重要的，那么“沉默權”就應當入法。“沉默權”，本質上是讓犯罪嫌疑人不做對自己不利的證供，并讓他們和偵查機關在問訊中處于對等地位，不管他們是懂法律還是不懂。事實上，新刑訟法草案已經擴大了對律師在場權的保障，并且，律師的介入從訴訟環節提前到了偵查環節。這一權利的前移真正實現，離不開“沉默權”的保障。否則，律師提前介入偵查環節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