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爆發的血案觸目驚心，而尤其讓人憂慮的是，血案可能加劇醫患雙方的情緒性對立，更難冷靜、理性地思考矛盾的化解之道，而是南轅北轍，走向一條歧路，就像公眾已經看到的，諸如派警察駐守醫院也成了一些地方“為醫務人員創造良好執業環境”的典型經驗。

“同仁血案”之后，曾有法學界人士建議，應該徹底解決由醫療衛生行政部門進行醫療事故鑒定的法律規定，讓醫療事故鑒定社會化。醫療事故鑒定不宜由醫療衛生行政部門主導，這堪稱一個共識，但醫療事故鑒定畢竟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工作，如何社會化需要斟酌。也許一個值得討論的思路是，各地不妨建立一個不隸屬于任何部門、由財政供養的獨立機構，集中一批醫學、法學專家專職行使醫療事故的鑒定工作。這一設想與此前某些地方建立的各部門協作機構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的鑒定人員仍然依附于其主管部門，沒有擺脫原來的身份，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第三方。

這樣增編增人的設想似與精簡機構的既定政策相悖，但考慮到愈演愈烈的醫患沖突中所隱藏的社會風險，這一點代價應該值得付出。有了這樣獨立、權威的醫療事故鑒定機構，如果再有公正的司法仲裁，醫患糾紛調處機制的公信力終將樹立起來，選擇理性表達訴求的人也必然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