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報》發表《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一文，指出互不信任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也讓人的情緒變得負面，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必須處理好重構社會信任這一課題。

“熟人社會”，最早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一個社會學的概念。指人與人之間有著一種私人關系，人與人通過這種關系聯系起來，構成一張張關系網。與之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就是“陌生人社會”，又稱為“契約社會”或“法制社會”，人與人的聯系脫離的血緣和地緣的限制，處于開放中，社會靠契約、制度和法律來維系。

中國長期以來處于熟人社會中，不管是自給自足的傳統社會，還是“單位辦社會”的計劃經濟時期，人們處于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共同體中，“抬頭不見低頭見”，必須得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整個社會也因此形成了尊老敬賢、不尚訟斗、路不拾遺的淳樸民風。

在我國進入市場經濟后，社會流動頻繁、人們自由遷徙，大多數的社會交往發生在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間，人們的身份制逐漸瓦解，整個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

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這意味著人員流動的增強、經濟規模的擴大、法律制度的逐漸完善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程度提高，這是經濟發展后一個必然、客觀的社會階段，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

陌生人社會避免了人情和“關系”引起的社會不公，人與人之間通過規則和制度，建立起彼此間的信任關系。然而，在陌生人社會中，基于陌生人間的不信任，道德“他律”作用的減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已成了一些人的處事方式，整個社會也顯得越來越冷漠。

然而，“冷漠”并非是陌生人社會的必然特征。早前“武漢一位老人跌倒無人敢扶”的新聞，就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輿論惋惜這類與基本良知和道德有所沖突的觀念，并希望能借此呼喚互助互愛的社會美德。這些沖突與爭論，其實也是人們對陌生人社會中“冷漠現象”的一種反思。

陌生人社會是一個由法制和制度構建的社會，法律能給社會穿上一件保護衣，明示人們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對侵害他人的不法行為給以懲戒。但社會中出現的人情冷漠、缺乏道德的現象，又無法憑借法制來解決。正如法律無法規定必須對陌生人微笑、必須見義勇為一樣，社會的溫情與冷峻的法律永遠都無法完全對等的連接。

一個溫情的社會，需要喚起人們共同的情感，它要求人們相互信任、互利互愛、善于妥協，構建溫馨、文明、和諧的社會，這是一個社會可以發展下去的不言自明的邏輯，也是“陌生人社會”中不容缺失、需要長期建立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