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本次問責風暴又留下了一絲遺憾。一些官員受到了黨紀政紀的處分，公眾的心理固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撫慰，但這些官員在一系列惡性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對事件的發生和結果到底負有何種責任，公眾仍然一頭霧水。而在行政追責中，官員的權力和責任未能實現對等，它在官員階層中喚起的反應也將難逃尷尬，因為很多官員將不會認為這是其“應得之咎”，而只不過是“運氣不好”而已。一次猛烈的問責風暴，對作為個體的官員也許有相當的震懾力，但如果權力和責任、原因和結果之間沒有清晰可見的邏輯，將難以徹底斷絕一個階層的行險僥幸之心。

從大規模嚴厲的整肅行動中，依稀可以看到高層重樹法紀政令權威的決心。而要達到這種效果，增強法紀政令的執行力，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當務之急。同時也不能忽視，欲讓地方政府和官員尊重法紀政令的權威，還要培育與之制衡的力量。而這兩大方面應該是相輔而相成，因為在基層政治中，一旦缺乏制衡的力量，自上而下的法紀和政令即使被基層所杯葛，也很難為上覺察，法紀政令的權威自然無從談起。

具體到遏制地方政府的違法強拆，為了重樹法紀政令權威，媒體和民眾無疑是可以期待的力量。盡管理論上如此，事實卻又不容樂觀，因為這次通報的11起案件，媒體所披露的只是當初公之于眾的部分罷了，具體詳情卻令人嘆息地付之闕如。沒有起碼的信息公開，想要監督和制衡，也無從發力。應該有力量的群體，如何從“應然”過渡到“實然”，這或許是比問責風暴更值得我們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