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不信任何以至“步步驚心”？

患兒小涵因手足口病到廣東省婦幼醫院就診后，即被送進ICU，患兒家長很緊張，全程記錄醫生診療并“句句錄音”；醫生也很緊張，診療時要求家長“步步簽字”。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醫院介紹了小涵的病情新進展，并回應了家長的一些疑問。

“八毛門”剛虛掩而閉，更極端的“錄音門”又進入公眾視野。眼下醫患不信任見得多了，但像“錄音門”這般，搞到如此“步步驚心”的地步，還真不多見。患兒家長和醫生都說是“一片愛心救孩子”，可救孩子非要“暗戰”嗎？家長把醫生看成敵人，認為醫生治病肯定會開大藥方，挑貴的藥開，目的就是為了多賺錢；醫生把家長看成敵人，認為家長不了解病情，還經常鬧事。這種醫患之“病”又該如何治療呢？

與那些醫患大打出手的“明戰”相比，“暗戰”似乎又文明了很多，然而所提示的醫患不信任卻絲毫不遜。家長“句句錄音”，首先就是對醫生的不信任。醫生“步步簽字”，說白了也是對責任的一種撇清。可雙方為什么都不能靜下心來想一想：醫生在讓患兒家長簽字時，有沒有明確告知每一個細節，包括為什么要用貴的藥而不用便宜的藥？而家長在錄音時，有沒有反思一下：自己的質疑到底有多少專業依據？還是出于對醫生本能的不信任？

由此不禁想起不久前有新聞說，衛生部藥政司副司長姚建紅表示，中國平均每年每人要掛“8瓶水”，抗生素毀掉一代人。不否認有醫生為了牟利而開大處方。但反過來，是否也有患者自作主張地認為，只有掛水病情才會好得快，主動要求醫生過度治療？

身處轉型社會，患者和醫生都有焦慮，都把這種焦慮和緊張傳遞給了對方，從而將最基本的信任變成了一種商業交易。我們可以將其歸之于以藥養醫的體制，但拋開體制，說白了其實就是一個責任和信任缺失的問題。

廣州社情民意中心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市民對醫生看病的診療效果滿意度比兩年前下降5%，因而病情不重時，近五成市民寧愿選擇“自診”而不去醫院。然而社會終究是有分工的，逃避不是解決之道，醫治醫患之“病”，只有從重建社會信任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