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日志”背后的“三重門”

廣東女孩黃妮超讀初二時檢查出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2007年，黃妮超考上了南方醫科大學。大學時曾同時打4份工。今年6月，黃妮超大學畢業，因為患病，初試便被很多單位拒絕。7月份，她開始把每天的經歷寫成日志，為此，網友稱之為“臨終日志”，并呼吁為黃妮超募捐。（11月14日《新京報》）

黃妮超的笑容陽光燦爛，那種青春女孩獨有的朝氣呼之欲出。可就是這樣一個正處于人生華年的姑娘，卻不得不一次次面對死神的考驗，并寫下催人淚下的“臨終日記”。

其實，她的人生完全可以不以這種方式為我們所告知，她那可怕的疾病如果施救得當，也完全可以控制。以現在的醫療條件，紅斑狼瘡不是多么可怕的不治之癥。鄰居女孩也是在十幾歲時罹患此病，幾年前就已經結婚生子，對她的生活沒有產生多少影響。

可是因為沒有錢，黃妮超的治病歷程看起來無比悲情。社會救助、醫療保險，在這個孱弱的女孩身上可以說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她的患病，昭示著一個普通人“病不起”的社會現實，具有標本意義。在這個身體孱弱而又精神堅強的生命面前，疲軟的社會福利制度一次次為她關上了希望、生存的閘門。

社會為黃妮超關上的第一重門是醫療保險。在黃妮超的患病過程中，這本應起到最基礎作用的保障體系是缺失的。因為沒有醫保，她的治療完全依靠個人、家庭的力量。讀中學時候依靠父親維修小家電的微薄利潤生活看病，每次都是在疼得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就醫。讀大學之后，為了賺取自己的生活費、醫療費，她還不得不打四份工，每天睡三四個小時。作為一個病人，她怎能承受如此大體力、高負荷的工作強度？

社會為黃妮超關上的第二重門是社會救助。在她生病這段時間內中，也沒有任何針對患病家庭、弱勢群體的社會力量介入。此時，社會愛心人士為患病者捐助的善款去了哪里？各級紅十字會、慈善基金會，在黃妮超家教、洗碗、發傳單的時候又在哪里呢？我們的善款，可能在紅十字會的天價午餐費里，可能在郭美美、盧美美們的丑聞漩渦里……就是沒有抵達聰明善良的好姑娘黃妮超的床頭，為她的葡萄糖注射液里傾注一點愛心的水滴。

當然，我們這個社會也毫不留情地為她關上了第三重門，那就是就業。倘若有任何就業指導機構、婦聯從中協調、搭橋，幫她找到一份工作，她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自我治療的機會。不僅如此，依靠她的專業知識與醫學背景，她還可能更好地回饋社會。這一點，從她讀書時候資助5個失學女孩就可以窺見一斑。其實，過早的救助，不僅花費少，而且回報高。像黃妮超這樣的女孩，早早幫她把病情控制了，不僅會為社會節約巨額的醫療資源，還會取得不錯的社會收益。

日日夜夜，她的生命在等待中枯萎，她的未來在疲軟孱弱的社會保障制度中行將凋零。她像一根發黃的小草，卻在想盡一切辦法求生。我們疲軟的社會保障體系，什么時候才能完善，什么時候才能夠對每一個生命都心存敬畏，什么時候才能不依靠媒體曝光就能挽救一個如此美好的生命呢？這不是黃妮超一個人的問題，也是所有人面對疾病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