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長告贏網民誹謗應厘清四個問題

?湖南省東安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東安縣公安局長鄭航、東安縣公安民警卿良杯以自訴人的身份狀告網民胡連友誹謗，這起廣受關注的“官告網民”案，法院當庭宣判：被告胡連友誹謗罪成立，被判有期徒刑2年，并向鄭航、卿良杯賠禮道歉。

事情的起因是，胡連友在網上發表多篇網貼，說“鄭航等人涉黑護黑、濫用職權、打擊報復信訪人員”等內容，鄭航與民警曾多次勸告，但始終沒有效果，“實在忍無可忍選擇走上法庭”。干部也是人，干部的合法權益也應該受到保護，選擇拿起法律的武器維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面對法院“有期徒刑2年并賠禮道歉”的判決，并不值得高興，更不具有普遍的社會標本意義。

首先，世界各國刑事司法中都遵循“一罪不二罰”的基本理念，即，凡屬同一違法案件，不得處以二種以上性質相同或刑名相同之罰則。在湖南的這起案件中，東安縣公安局已在2011年7月7日，以“在國內多家網站發布誹謗鄭航、陳毅強兩人名譽的帖子”為由，對胡連友拘留了10天，現在以誹謗罪再次作出“有期徒刑2年”的處罰，則有“一罪二罰”的嫌疑。

其次，刑罰有過重嫌疑，不符國際慣例。法律規定，對犯誹謗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但是各國在司法實踐中，對官員的名譽權和誹謗訴訟都比較謹慎，普遍遵循“公共官員原則”，保障公眾對公共官員公務行為的最廣泛批評權，只要不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一般判決“發布撤銷聲明”即可，連“賠禮道歉”一般都不會作為強制要求。胡連友誹謗雖然沒有證據對質，但所“誹謗”內容依然在公務行為方面，也沒造成當事人精神失常、死亡等嚴重后果，處2年有期徒刑，有量刑過重的嫌疑。在國際上，除了堅持“公共官員原則”外，歐洲人權法院和美洲人權法院等國際司法機構，都已裁定所謂以“侮辱”、“誹謗”為入罪依據的法律直接侵犯了言論自由權。許多國家都開始了“誹謗”非罪化的嘗試，將誹謗劃歸到民事訴訟里。

國外類似事情發生在公共官員身上，進入訴訟的很少。200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克里被爆與一名“神秘女子”有地下情，還有報道說克里承認自己曾吸過大麻，而且還對一些好萊塢女明星感興趣。克里沒有拿起訴訟的武器，只是選擇了不斷地澄清聲明。200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希拉里被報道有同性戀傾向，希拉里也只能以“毫無根據，荒謬而可笑”來回應，也沒有控告誹謗。沒有辦法，誰讓你是當官的呢？在言論自由、批評官員和官員名譽權之間，民意是一邊倒，即使公眾在胡說八道，錯得離譜，官員也往往只能忍受。

第三，雖然我國并沒有異地審理的制度性規范，但在胡連友案件中，胡連友曾向法院提出，要求異地審理，但從當前的審理情況來看，還是交由了當地的東安縣人民法院進行一審。雖然我國從制度上確立了公檢法獨立辦案的原則，但在現實中，公檢法不分家的現象卻是普遍存在的。胡連友案件中，一邊是堂堂公安局長，一邊是普通百姓，出于害怕公權力、“關系網”的干涉而得不到公正對待的擔憂，提出異地審理的要求，并不過分。可法院并沒有滿足這一要求，這無論如何，可以算的上一定程度上的遺憾。

第四，權力本惡，公民對權力亂用的擔憂、懷疑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將舉證責任完全歸到群眾身上。面對胡連友對公安局長“涉黑護黑、濫用職權、打擊報復信訪人員”的“告發檢舉”，我們始終沒有見到紀檢部門的主動調查，更沒有看到一個官方結論，這也是一個遺憾。

在法治社會，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是值得鼓勵與提倡的，但是面對官民之間的法律糾紛，官員不妨寬容大度一點，相關工作不妨做的深入細致一點，對群眾的合理要求不妨盡可能地滿足，以增強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