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二戰場”的家庭教育

近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行的一次教育沙龍中，知名學者楊東平批評了家庭教育當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現象，認為整個家庭教育被應試教育綁架。“你的家庭到底是給孩子提供避風港還是第二戰場，是讓孩子多睡一個小時還是讓他多上一門課，家長們都是可以選擇的。”（5月1日《中國青年報》）

表面上看，家庭在給孩子提供避風港還是第二戰場上，有絕對的自主權，畢竟沒有任何人逼迫家庭必須提供給孩子第二戰場。但事實上，這是一種“自主選擇的幻覺”，即雖然對于個體來說有多元選擇，但這種自主的多元選擇，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最終都不幸變成為“華山一條路”的唯一選擇。

之所以形式上的多元選擇，到最后會蛻變成實質性的一元選擇，是因為多元選擇之“多元”，實際上是一種互相嚴重不平等的關系。對于不少家庭來說，家長未必認同將家庭教育變成第二戰場的理念，但在實際選擇中卻很容易變成這一理念的實踐者。對此，大加撻伐，不如深入追問究竟是什么因素讓家庭教育更多地變成了第二戰場而非避風港。

家庭變成第二戰場，至少有以下這些因素的作用。首先，社會階層的固化因素。階層固化的直接表現就是社會上升

渠道的逼仄化甚至阻塞化。雖然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教育改變命運這種上升渠道也隨行就市變得更加逼仄，但教育作為一種個體能夠通過自主努力掌握更大主動權的流動渠道，即便自身縱向相比大不如前，也會由于在橫向比較中“脫穎而出”而變得更加重要。

其次，一成不變的應試教育的導向因素。應試教育比拼的是考試分數，而任何一種以分配資源為手段的考試，無論其設計時的初衷有多么美好，最終無一例外都會淪落為技巧的比拼，而技巧的養成，仰賴的是長時間反復的填鴨式投入。在家庭教育無力改變應試教育大環境的前提下，其只能主動去適應這種規則，從而讓孩子能夠在以應試教育成績分配社會資源的競爭中占據主動、贏得先機。

最后，個體改變并沒有制度改變跟進的因素。應該說，任何制度的變遷，都需要有一些“先知先覺”的行動者，通過自己的行動來推動制度一點點改變。家庭從第二戰場變成避風港，遵循的也是這樣的道理，即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行動者，要能夠看到自己努力所帶來的制度改變。如果個體的努力，并沒有換來相應的制度的變遷，只是像堂吉訶德戰風車一樣悲壯和無奈，那么“先知先覺”的行動者的行動，就沒有任何正面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