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中別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6月1日，十余名北京客在河北興隆縣苗耳村村邊，將數千條蛇放生野外，長蛇橫行并爬進村民家中，一度在當地引起恐慌，能出動的男勞力全部上陣打蛇。經興隆縣林業公安部門協調，放生客向村民賠償4萬余元。（6月6日《華西都市報》）

這似乎已不是什么新聞，某今年5月底，多名石家莊市民趕往市郊鹿泉市上寨鄉常河村，將千余條蛇放生，結果蛇或被當地村民打死或不適而亡……放生一再變成“放死”。

從法律的視角觀察，《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對跨地區放生野生動物有明確規定，擅自將引進的野生動物放生于野外，由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捕回或采取其他補救措施。而從現實層面看，無序放生一方面會誘發對野生動物的濫捕和非法買賣；另一方面，放生的動物如果屬于外來物種，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很小，對當地物種也會造成傷害，甚至帶來生態災難。

人與包括野生動物在內的大自然和諧相處，是人類文明和社會文明的發展方向。放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促進和推動這種和諧相處的關系。但在放生一再變成“放死”的事件中，表現出的卻是以人的意志為中心的相處關系，雖然這種意志的出發點或許是善意的，而結果往往會事與愿違——既非野生動物的生存之道，也不被某個局域的自然生態所接受。

放生主要體現在對生命尊嚴的維護，同時對物種保護和環境保護也有積極意義。當大規模放生既對動物生命尊嚴無益，甚至暗藏了一條濫捕和非法買賣的利益鏈，又給區域內自然生態及當地民眾帶來壓力與恐慌，這種善意就會大打折扣。由此不難得出：我們固然需要社會的良善，但任何良善之舉都必須觀照社會與自然的需要，否則，以個人意志出發的良善就很可能變成“偽善”。

放生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是文明進步的覺醒，只是，很多時候意識的覺醒并不代表已掌握了正確實踐的路徑。無論是出于動物保護的訴求，還是對環境保護的追求，放生都需要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尊重法律，而不能為了滿足個人的某種訴求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雖然精致得看似文明與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