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嚴懲職務犯罪更要修補監管漏洞

像“供港食品”一樣建立起一整套環環相扣、無縫對接、行之有效的監管體制，必將有助于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最高檢日前下發通知，要求各級檢察機關加大打擊食品安全犯罪力度，深挖和嚴肅查辦食品安全犯罪行為背后的職務犯罪。

應該說，面對呈現管涌態勢的食品安全事故，司法機關一直很努力、很作為，頻頻發布“檄文”。僅僅針對危害食品安全的職務犯罪，最高檢去年３月剛剛下發《關于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關職務犯罪活動的通知》，現又再次發文。

司法部門如此重視食品安全事故背后的職務犯罪，從另一側面告訴公眾，食品安全問題無良商人扛不下所有的罪。

事實上，透過不斷曝光的案件不難發現，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往往都和地方相關監管人員的瀆職行為勾兌在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總存在“不作為”——玩忽職守、放任自流，或“亂作為”——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或違規為企業辦理許可證，或對違法行為睜眼閉眼，或為違法企業打掩護……如2010年年底被曝光的“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當地假葡萄酒“地下產業”已存在多年，“聲名在外”，并拉動當地酒精、食品添加劑、假冒名牌葡萄酒標簽等相關“產業”，當地的監管部門居然“毫無知覺”，直到媒體曝光之后，才“高度重視”。

最高檢去年曾表示，危害食品安全瀆職犯罪的特點是窩案串案多。像河南省檢察機關在“瘦肉精”事件中查處瀆職犯罪嫌疑人26人，都是從事畜牧監管的人員。“食品安全案件窩案串案多，查辦一人，能夠帶出一串一窩”。集體腐敗，窩案、串案多，概括起來不外乎有兩種可能：一是和國土、交通等一樣，部門“油水”太多，容易“滑倒”；二是體制不順，先天缺陷，“躺著也中槍”。兩種原因都有，食品監管部門顯然后者多于前者。

摒除權力與腐敗的天然親和力不說，食品監管部門玩忽職守等職務犯罪，還有兩大原因不能不提。外因在地方政府，內因在體制本身。“有奶便是娘”，一些地方發展經濟中的“唯奶主義”，誘使他們在保障地方財政收入與公眾食品安全之間，把前者放在更優先的序列。“泛重商主義”的結果輕則“道德貧血”，重則“法律失靈”，對企業過度保護甚至袒護。君不見，往往食品安全事故之后，常常地方主動“獻身”，為企業擦“屁股”、當“孝子”。為配合上峰的“重商情結”，地方食品監管部門也只能當“乖乖仔”，順著“奶娘”的意思。

將“腹腔鏡”探入監管體制內部，我們不難發現，食品安全監管事件簿上密密麻麻寫著四個字：“養魚執法”。為有魚兒吃，就要把魚養大；為了有錢花，就不能對食品安全違法苗頭趕盡殺絕，而是坐等行為嚴重之后再“祭刀”，這就是數年來目睹食品安全監管之“怪狀”。監管者與違法者角色定位是“貓鼠關系”，利益上卻是“螞蚱聯盟”，可以說“養魚執法”是“執法經濟”誕下的畸形兒。不難想象，把公眾的食品安全重任交付一群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完成“創收”任務、多發福利的人，是一件多么滑稽的事。行文至此，窩案串案之前世今生昭然若揭。

懲前毖后，作為事后補救，嚴懲職務犯罪對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是肯定的，同樣肯定的是：假如將更多精力放在事前約束，像“供港食品”一樣建立起一整套環環相扣、無縫對接、行之有效的監管體制，必將有助于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減少職務犯罪。兩得其所，豈不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