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外包”：別把執法權當商品

深圳的城管外包，一度被認為是創新機制，但由于部分成員涉黑被披露，所以也遭到了廣泛的質疑。最近，根據深圳城管局法規處一負責人的說法，在兩周左右的時間內可能會出臺新的政策來取代原來的城管外包，或者先取消了再說，這樣一來運行了5年之久的深圳城管外包的制度有可能退出舞臺。（7月22日《中國之聲》）

終止或調整，多少意味著原有政策的遇挫，所幸及時的糾偏，尚能規避不少潛在的風險。現代社會，以政府財政購買社會服務，繼而將之轉化為公共服務提供給民眾，早已是慣常的操作套路。具體到城管身上，似乎也可適用此類邏輯。只是考慮到，城管還肩負“管理”、“執法”的功能，那么其能否外包就得另費思量了。

五年之前，深圳推行城管外包，不過為解決“人員編制不足”的棘手問題。所謂“機制創新”云云，如今看來，更像是事后的“修飾包裝”。在城管自身結構紊亂、權限模糊的今天，城管似乎總不夠用——他們享有寬泛的履職范圍，而城市的市容和秩序等，也頗受重視。于是，膨脹的城管需求，導致了“業務外包”的出現。

“城管外包”的直接后果，恐怕是以極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體系對人數規模的限制。城管需求量大，只因職權臃腫：他們要保障市容整潔、秩序分明，在“市容本位”的邏輯下，暴力執法也頻現。因為執法內容的擴充，城管也需要足夠多的人力，去維持著強力型管理。相反的，提升市民的公共意識等，卻被習慣性地遺忘。城市治理的著眼點，也便從“增強市民的自律他律”轉移到“城管外包”上。

此外，城管的外包，必然帶來“執法權”的轉移：一群未經充分篩選、嚴格訓練、考核上崗的“社會人士”，輕而易舉地獲得了罰沒、罰款、報批等權力。現實情況下，一方面“外包人員”只能從職能部門領取極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們卻手握著能量十足的權力。那么，便存在這樣一種風險，城管外包會否異化成，“外租執法權，并默許其人用以謀利，從而換取他們甘愿廉價服務？”當然，深圳相關部門的最新表態，不算太晚地回應了民眾質疑。

必須厘清，“城管外包”難言成功的嘗試，某種程度上也迎合了現代社會管理模式的變革。公職機構的單維度管理，早已不適合千頭萬緒的現實。將更多“政府職能”剝離，甚至轉給社會力量接盤，對促進就業、壓縮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權力下放、收縮，是構筑現代型政府的基本趨勢。可問題是，執法權不是可隨意轉讓的商品，它應遵從基本的治理原則——由專業的公職人員來行使，用公信力來兜底，以避免執法“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