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男孩“被性服務”對法治的追問

拿著朋友送的免費洗浴票，家住咸陽的陳女士一家和朋友胡女士一家，第一次踏進洗浴廣場。昨日上午，當兩家人準備結賬離開浴場時卻被告知，陳女士13歲的兒子鵬鵬，在浴場內消費了由技師提供的“性服務”，浴場要求陳女士為鵬鵬消費的198元買單。浴場憑什么向一個13歲的孩子提供性服務？在得到浴場女技師確實為鵬鵬提供過“性服務”的答復后，憤怒的陳女士當即選擇了報警。(8月1日 《華商報》)

13歲的男孩子可能已經性成熟，但按照法律的規定屬于無行為能力和辨別能力的個體，仍屬于未成年人的行列，但這僅僅是法律的規定，到底生理年齡和法律年齡之間的分野如何彌補將是現實中遭遇的困境，也是對于法治社會本身的追問。對于強奸罪來說，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強奸”僅針對女性而言，而針對男性而言，并沒有對其性侵犯的明文法律規定。這顯然是一種漏洞，比如新聞中的例子，女技師為其提供了性服務，而對方卻是沒有接受能力的，這來自于一個“被”字的根據，13歲的第一次性經歷卻如此慘淡，著實讓人唏噓不已。

其實，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浴場和女技師的行為，是典型的提供色情服務及賣淫行為，應該對此采取相應制裁措施。而其更惡劣影響在于，13歲的鵬鵬是一個沒有行為能力和辨別能力的個體，對其提供性服務，無異于對未成年個體的摧殘。對于鵬鵬而言，因為年齡只有13歲，其本身并構不成刑事和行政違法。如果提供性服務的“技師”有性病并傳播給了鵬鵬，可以傳播性病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可見，除了傳播性病罪之外，就只能以賣淫嫖娼進行處罰，而嫖娼的主體卻只有13歲，于是，法律遭遇到卡殼的境地。

女技師的行為本身無非為了賺錢，通過提供性服務。這應該追問的是管理浴場的人員到底如何將這樣的人員，所謂的“外包”服務放置在浴場之內的。很明顯的是浴場和技師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利益關系，即所謂的198元浴資是浴場和技師之間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的。在這樣的利益關系下，浴場容留賣淫行為的存在本身就屬于違法行為，有組織容留婦女賣淫的嫌疑。但在現實的操作中，當不滿16周歲的女子參見到賣淫的技師團隊中將如何處理，難道是嫖宿幼女罪？而年齡的低端化正好說明了法律的修訂應該到了一定的境地，不得不進行按照現實條件進行的修改。

盡管此類事件現實中很少，但社會物質條件的極大豐富讓孩子們的性成熟年齡推前，不能不說，無論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還是《刑法》中對于強奸罪的規定缺乏男性客體的存在就是一種缺失，同樣，也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造成了一定損害。法治的進步來源自現實的拷問，更是一種實踐的真知。所以，13歲男孩“被性服務”本身就提供了現實中可供思考的足夠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