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警方到底在恐懼什么

云南巧家爆炸案，現在成了“禁忌”話題。

有媒體報道說，巧家警方多次上門，要求兩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屬不要“隨便談論案情”，不要接待媒體的采訪。不僅如此，巧家縣的大部分機關單位，以及各個居民社區，都被告知不能評論和傳播此事，如果消息泄露，公職人員與黨員要遭處罰。

一個地方發生了“不好的事情”，當地試圖封鎖信息，這樣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防民之口”防到像巧家這種程度，即通過強力來制造全縣緘默的局面，確屬少見。這與只是禁止公開報道還不同，連人們的私下議論也一并禁止，堪稱現代版的“道路以目”。不過，禁止居民談論爆炸案這件事，被媒體披露了出來，這本身就證明了當地信息防控的失敗和欲蓋彌彰式的愚蠢。

巧家當地在爆炸案中的表現，可說是一錯再錯。趙登用被抓到時，當地公安局長拿自己的職務、前程、法律和事實信誓旦旦地擔保說，此案就是趙所為。后來，查明趙是被人利用當肉彈，鄧德勇、宋朝玉兩人被宣布為犯罪嫌疑人。也正是從宣布之日起，巧家當地開始了信息防控措施，而回避、躲閃乃至壓制信息，在許多事件中，都被一再證明了其失當和錯誤。

其實，當地居民評論、傳播和議論爆炸案又如何呢？禁止私議的背后，不論是出于掩蓋責任還是別的原因，都反映了巧家有關方面的緊張與慌亂。

客觀而言，當前人們的言論空間有所擴大，很多事情逐漸脫敏，不能說、不能談的公共話題范圍也正在減少，但社會信息交流和傳播并沒有實現正常化。

有時候，某個地方的事情在外地得到報道，在本地卻萬馬齊喑，不可談論甚至不可觸碰。有時候，權力與社會仿佛形成某種默契，對一些人與事，可能并無明確禁令，卻諱莫如深，主動不去觸及。信息傳播和言論的此種局面，不僅時常讓社會的合法權利落空，更可能讓一個社會失去正常的思考和表達能力。

社會的知情權需要得到維護，信息透明公開成為對政府的基本要求。信息公開是大勢所趨，靠制造神秘、維持信息的秘密狀態來進行社會治理，既不合時宜，也不得人心。但是，一些地方的做法并沒有體現多少進步性，這固然可能是習慣思維使然，主要原因還在不受制約的權力，信奉無事不可為，否則何以能夠像巧家當地那樣，將屏蔽信息的權力意志貫徹到每家每戶。

很多地方怕出事，出了事怕泄漏，被曝光了又千方百計地遮掩隱瞞，防控信息的做法需要依靠對他人制造恐懼和威脅，但其實顯示了權力自身的脆弱與恐懼，那么權力到底在恐懼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