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非把“新24孝”搞成“標準”

8月13日，全國婦聯老齡工作協調辦、全國老齡辦、全國心系系列活動組委會共同發布新版“24孝”行動標準，其中包含教父母學會上網，每周給父母打電話。（8月14日《新京報》）

舊的二十四孝之所以能夠在古代社會備受推崇，并成為評論孝道的首先依據和重要參考，就在于其內容和所宣揚的思想是與古代社會的主流社會意識完全合拍的。這些以故事的形式列舉出來的孝行是一個標桿，是由傳統道德維持著一個標桿。這些孝行對其他人沒有強制性，但其所表現出的孝道思想卻會通過當時的道德、法律對普通人產生很強的約束性。

舊的二十四孝已經走進了歷史，其所反映出來的思想、理念、道德與今天的社會已經格格不入。但是，新的孝道標準并未在舊的標準消失之后建立起來，甚至，何為現代意義上的“孝”，也尚沒有清晰而被廣為接受的表述。

這個由多個部門聯合發布的新版“24孝”行動標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有關部門和組織的向善之心，也看得到他們為了增進老年人福利、促進社會和諧和睦所做了努力。應該說，這二十四條所謂的新“24孝”行動標準，與現實生活聯系得還是比較緊密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努力做到全部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相應的老年人的生活必然會得到很大的提高，子女與父母的關系也會更加融洽、和睦。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這些標準中的很多項是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才能解決的，比如舉辦生日宴會、給父母買保險、帶父母旅游、給父母零花錢等；有些則是需要雙方都有一定的技術基礎，比如教父母學會上網等。也有一些對時間的要求比較高，比如常回家看看。在人口流動性增大、越來越多的人與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的當下，常回家看看、“仔細聆聽父母的往事”等“準則”，對很多人來說，恐怕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所以，搞這么一個“標準”或“準則”的目的何在？或者說，為什么非要搞成“標準”或“準則”，而不是搞成一個“建議”？“準則”或“標準”意味著必須遵守或者若想成為被稱為“孝”的人，就必須符合其要求。但問題在于，屬于人群中個別極端者的不孝者大概全不符合，但即使是平常一般人所認為的“孝子”，也未必能夠符合這么多“標準”。而且，為什么非要搞24條，而不是20條或30條？為什么搞一個“標準”卻不征求一下公眾的意見——如此一來既能引發廣泛討論，又能使結果獲得公眾認可？

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現在的很多部門，無論是有實權的，還是沒有實權的，都喜歡動不動就搞個“準則”或“標準”，字里行間總是透著試圖以此約束別人的沖動，令那些處于這些標準“管轄”范圍的人很是苦惱。說到底，這是因為一些非實權部門也存在嚴重的官僚化傾向，總是抵制不住強烈的發號施令的沖動。這對于開展相關工作，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