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老少互毆”背后的道德錯置

10月7日，廣州地鐵4號線爆發了一場令人痛心的搶座戰。涉事雙方分別為一名年約七旬的阿伯和一名20多歲的男青年。扭打中，青年最終不敵，被阿伯咬傷耳朵。據悉，阿伯原是天河區紅會的工作人員，現已退休，男青年則是一名中學老師。（10月8日新民網）

輿論對廣州地鐵“老少互毆”事件的關注熱情，莫過于當事雙方獨特的身份地位。然而，如果把互毆雙方的身份無限放大，不僅無益于緩解事件的矛盾沖突，而且還會錯誤地把“為老不尊、為幼不敬”標簽，貼在當事雙方的身上。從這個角度來講，擱置道德評判，加強美德的培養，無疑才是避免此類事件發生的關鍵。

無可諱言，老伯教育男青年的做法，自然是“言傳身教”的重要典范，可那種“在上車后一直罵男青年”、“更打了對方一拳”的舉動，在法律的范疇之下，非但不會起到教育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事件的矛盾。然而，如果我們拋開互毆雙方的身份特征，單從事態發展的角度來看，老伯“斥責其為何推人，并且拿出自己的老人證教育男青年要讓座”的行為背后，卻也激發起“老年人與青年人乘車”的這一深藏已久社會問題。

事實上，老伯與青年所上演的“互毆事件”，在各地公共交通擁堵的語境下，儼然是“無奈反抗”式的自救行為，不管老伯最終的目的是為了“道德教育”還是“暴力讓座”，這背后都飽含著一種對當前公共交通體系“短板”的痛陳。因此，我們除了要從道德的同情角度來分析世情，更應該從法律的角度來界定二者的行為尺度。

與此前各地發生的一系列不讓座而引發的打架事件一樣，此番“28歲教師與老人地鐵搶座互毆”的背后，卻也讓我們有必要對于當前有關公序良俗的和公共交通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事態發生的結果勢必會讓我們重新認識到道德范疇于法律界限的維度關系。實際上，讓不讓座是道德問題，而打人則是法律問題，盡管老伯逼迫讓座的行為雖不乏道德支撐，但無論是何種理由，那種逾越法律底線的行為儼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觀老伯的觸法地位。

由此可見，私德與法律的認知界定模糊，才是造成此番事件發生的內在因素。而在一個現行的法治社會當中，那種為了保護私德而罔顧法律底線的行為，自然也是難逃法律責任的承擔。從這個角度來講，缺乏“法律底線”的暴力維權，難免不可能會成為維護自身利益的合法手段。

正是基于這樣的現狀，如果我們不能跳出道德綁架的泥潭，也就不可能會保證，這樣因混淆私德而有損法律的事件今后不可能發生。不過，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若當時互毆是兩名身份普通的乘客，那么輿論是否有能夠跳出當事雙方身份的差別，從法律與道德的范疇去重新認知這種行為的發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