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考火災警示社會管理短板

這樣的缺失，讓人深思。

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供給必然要回應需求。火災后，民政部公布的數字令人驚心：我國現有孤兒61.5萬人，被政府福利院收養的不足20%。數字背后，是急需完善兒童福利相關制度的熱切渴望和強烈訴求。

沒有制度規范，民間善行與牟利行為劃不清界限，袁厲害就難免背上黑鍋；沒有法律要求，福利院也可建可不建，孤殘兒童難免流落民間。制度建設更充分、制度設計更科學、制度執行更完備，才能更好地回應社會訴求，創新社會管理。

如何劃清“合理邊界”

記者調查顯示，袁厲害的收養行為，在當地并非個案。這一事件引發了關于私人收養合法邊界的討論，也讓人反思：在兒童保護與救助體系之間，一方面亟待民間力量播撒愛心，另一方面，個人、社會組織在參與過程中，也有著政策門檻、法律風險和監管難題。

社會管理新格局，既需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也需要“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然而，袁厲害的被質疑，說明公眾和社會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在很多時候會遭遇“玻璃門”、“天花板”。在這方面，我們有政府接棒“免費午餐”、“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也有云南鎮雄學生食用營養餐后身體不適的教訓。這些都啟示我們，社會力量介入社會管理，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作為主導的政府，必須為民間行為劃定邊界。

蘭考事故后，民政部回應，要積極推動出臺兒童社會福利條例，健全兒童福利保障體系。正如校車事故倒逼《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免費午餐”催生營養午餐補貼……不斷從中汲取制度改善、管理創新的營養，社會前行才能更穩健，“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才”的愿景才能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