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問題不能只有應急預案

中東部地區依然“沉浸”在嚴重霧霾中，不少城市緊急啟動應急預案。以北京為例，該市已采取污染嚴重地區中小學停止體育戶外活動，落實工業企業污染減排措施，要求一些工地停止土石方作業等舉措，試圖降低污染傷害。

然而，重度霧霾是污染累積與特殊氣候疊加的結果，它不同于單一的環境事件。實際上，就目前的情況，于人而言，除了足不出戶減少接觸，唯有等待降雨等自然循環調節，所有暫時措施充其量是避免給已經非常嚴重的大氣污染雪上加霜。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便當下的應急預案所涉范圍多么全面，在怎樣的有限時間內進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根本上改變污染實質。面對這種情況，更需要從源頭思考系統性的環境治理。

本次霧霾廣受關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開展PM2.5監測的地方增多，不少地方的空氣質量檢測結果極差，甚至有檢測值瀕臨“爆表”。問題不是因為監測才有，而是監測讓問題公開化。霧霾與工業污染、尾氣排放相關，后者直接對應著污染排放控制問題。當下，惡化的環境正用肉眼看得見的方式“告知”它的不堪重負，足見現有污染排放量已超過環境容量。這就是說，此次霧霾事件，凸顯了長期以來諸多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環保問題。

如果“超容”是企業違反相關減排規定私下排放所致，這就涉及到環境執法的不到位；如果環境執法到位，排放標準確實符合要求，則說明目前的減排標準過低，需要通過環境立法確立新的評估標準。近年來，國內霧霾天氣并不罕見，且出現頻次越來越高，不應該非要等到監測方式更新才有機會被重視，這又牽扯到環境訴求是否通暢的問題。

在發達國家，環境議題之所以受到官方高度重視，政府自身的認知和行動之外，環保組織是一個重要的推手。

以PM2.5監測來說，不少環保機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自行監測并發布數據，這樣既可以此為依據向相關部門提出質疑，也能用于其他環境問題建議。同時，這些民間組織還可以通過舉辦各類活動，向公眾傳達環保理念，倡導環保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借助其強大的活動能力，提出建議游說官員，最終影響環境決策乃至環境立法。反觀國內，客觀地說，環保組織在中國面臨的困境與其他民間組織無異，要發揮環保組織為公眾發聲的作用，還當從民間組織的進一步“脫敏”入手，給予各組織更多自主生長的空間。

環境公益訴訟是促進環境改善的另一個有效途徑。很多時候，前者與環保組織密切相關。由于個人公益訴訟難度過大，社會組織在公益訴訟上的作用顯得不可忽視。此前團體公益訴訟無法開展，往往囿于民事訴訟法的原告資格上，而隨著民事訴訟法的修改，社會組織已經具備訴訟資格，其中的進步性不言而喻，但環境訴訟取證困難、評估費、調查費等問題，仍阻礙著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公益訴訟。讓這一管道更為暢通，還要有更多配套制度的建立。進一步看，即便相關訴訟推進順利，此前渤海石油泄漏事件中暴露的污染處罰標準過低，指向訴訟裁量所據環境法規或有修訂必要的問題。

環境執法、環保組織、環保意識培養、環境公益訴訟，環境治理上的各項問題，看似相互分開獨立，實則環環相扣，組成一個系統。某種程度上，它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綜合性考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霧霾問題，除了緊急避險，更指向環境保護的系統性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