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釣魚執法"，切勿只重罰果不重堵源

3月1日起，《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將正式施行，這是全國首部城市綜合管理的地方性法規。條例明確規定，城管、公安等“大城管”相關執法部門不得欺騙、引誘當事人實施違法行為。對違反規定“釣魚執法”的，將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將追究刑事責任。（據《武漢晚報》）

對違反規定進行“釣魚執法”的，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追究刑事責任，將這些以條例的形式明確下來，確實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相信“釣魚執法”行為也會在一定程序上得到遏制。但是，這樣的處分或追究，是對結果的處罰，而不是源頭的堵漏。

“釣魚執法”行為之所以存在，一是因為相應的執法部門的權力沒有被關在“籠子”里，或者至少是“籠子”關得不夠嚴，使其有機會將其權力濫用；二是因為“釣魚執法”背后有利益的驅動，或者是借此達到斂財增收的目的，或者是借此達到制造政績的效果。而即使執法者有濫用權力的沖動，即使執法者有強烈的利益驅動，如果相應的執法程序不存在漏洞，“釣魚執法”若想實現，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就是說，正是在濫用權力、利益驅動和程序漏洞的多重作用之下，“釣魚執法”才得以滋生，并在某些地方、某些領域大行其道。那么，相應的，要想遏制、消除“釣魚執法”，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源頭上入手，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消除執法者借權力斂財的沖動，堵住一切可能滋生權力濫用的程序漏洞，而不是僅僅加強對違法違規結果的處罰。否則，只要有合適的機會，心懷不軌者總會在僥幸心理的驅使下鋌而走險。

整治“釣魚執法”也是一項系統工程，其所涉及的問題，絕非查缺被漏那么簡單。比如，“釣魚執法”屬于非法取證行為，那么，非法取得的證據能否作為判定執法對象是否違規違法的依據呢？按照現代法律理念，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現實是，很多通過非法途徑獲得的證據仍然被當作了證據，這也是為什么一些遭遇“釣魚執法”的人選擇忍氣吞聲的原因所在。

一些“釣魚執法“中的被執法者，其行為本身可能就游走在合法和非法的邊緣地帶，甚至本身就是違法的，如果非法獲得的證據可以作為證據，他們在遭遇“釣魚執法”時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損失，就會本能地選擇沉默，以求自保。如此一來，很多“釣魚執法”行為就很難被曝光，一些執法部門的“釣魚執法”沖動也就很難被遏制。

“釣魚執法”暴露出的法律、程序短板絕不止于“釣魚”本身，所以，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約束、在程序上查缺補漏固然重要，更新法律理念，注重結果正義的同時更注重程序正義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