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許收養被拐兒童并非替拐賣行為張目

近年來，大批被解救的被拐兒童長期無法找到親生父母，其寄養家庭也無法通過正規渠道辦理收養手續。今年兩會上，這一問題受到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局局長黃細花的關注。為讓被拐兒童能健康成長，她建議政府盡快出臺相關意見和實施細則，提議若解救出的被拐兒童在公示3年后無人認領，便可被人收養。（3月17日《濟南時報》）

黃細花代表的建議一經媒體傳播，立馬在網上招來一群“自恃正義”網友的怒斥、謾罵。有人堅稱：“誰的就是誰的，此人的建議會使拐賣合法化”；有人質疑，此舉“必然助長拐賣風氣！”然而，仔細研讀黃細花的建議內容，便不難發現這些“正義的怒火”其實存在兩個缺陷：一是以抽象的正義回避了被拐兒童具體的“幸福”，二是將收養家庭等同于先前的“買主”，而事實上，黃細花的建議只是說“若有人想收養該兒童”，并無特定所指。

所以，我并不認為“被拐兒童3年尋親不成可被收養”的建議，是在替拐賣行為張目，而更愿意將其視為直面現實困境后的某種必要“妥協”。畢竟，伴隨著這些年公安部門不斷加大的打拐力度，無人認嬰的尷尬情況也不斷涌現。如2010年3月，河北警方解救的46名被拐兒童，都被抽血采集了血樣，送到公安部建立的打拐DNA數據庫比對，以查找孩子的親生父母，結果無一個孩子比對出親生父母。有關部門不得不將他們暫時安置在當地兒童福利機構，或寄養在當初的“買主”家中。

而無論是哪一種做法，“弊端”都顯而易見。且不說后一種情況容易引發公眾對于“鼓勵”嬰兒拐賣的擔憂，即便是將他們送到福利院，由政府撫養，同樣問題重重——加重政府負擔不說，僅就孩子的健康成長來看，也有諸多不利因素。這時候，是否有利于被拐兒童的健康成長，理應成為衡量措施優劣的最重要標準，而那些揮著道義大棒的人恰恰忽略了這一點。

與他們不同，黃細花代表的建議，恰恰將這些具體問題考慮了進去。一方面，3年公告期的細節設計，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被拐兒童“回家”的可能。畢竟，在目前的信息傳播環境下，3年的時間足以讓家長找到被拐子女（如果他們不是自己賣孩子的話）；另一方面，“公示收養”又能夠最大程度上避免福利院的冷漠和“買主”收養的尷尬，有利于孩子的成長。退一萬步講，就算最終收養他們的是原先的“買主”，只要程序合法，那也比福利院強。畢竟，我們反對的是非法購買，而非合法“收養”，多數“買主”由于自身不能生育或缺少男丁，還是真心喜歡被拐嬰兒的。

打擊兒童拐賣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既應該加大對買方市場的打擊力度、促進傳統觀念的改變、讓被拐兒童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同時也必須正視“部分被解救孩子無人認領”的現實，通盤考慮、合理安排。否則，“行百里者半九十”，最終仍無法幫助那些被拐兒童擺脫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