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中國式過馬路”可罰但不能全靠罰

4月9日起，北京將嚴罰“中國式過馬路”帶頭人，“帶頭”闖燈的行人將面臨罰款，對于態度蠻橫、拒不服從糾正，有妨礙民警執行公務甚至是襲警行為的人員，公安機關將依法嚴肅處理。此前，行人闖紅燈處10元罰款。（4月9日《北京日報》）

整治“中國式過馬路”，雖然各地措施不盡相同，但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罰款”放在首選上，所不同的只是罰款額度的多少而已。

客觀而言，對交通違章的行人車輛進行罰款，確實可起到整治的作用。但我們還應看到，罰款有利也有弊。當有些交通違章者以沒有錢交罰款而和執法交警糾纏不清的時候，往往會極大增加交警部門的執法成本。“執行難”問題，對交警部門的執法決心和執法智慧，無疑是個不小的考驗。

另一個方面，“中國式過馬路”也并非全是因為行人法律意識淡薄，文明素質不高，有些時候存在客觀原因。因此，要從根本上整治“中國式過馬路”，就不能一蹴而就，一罰了之。實際上，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罰款之外，還可以在很多方面有所作為。

第一點，對城市道路路權的合理分配。目前一些城市在道路路權的分配上不甚合理，過于遷就機動車輛的路權而忽視了行人和非機動車輛的路權。比如斑馬線設置過少；比如機動車道過寬、人行道過窄等等。

第二點，交通基礎設施的人性化設置。有些城市交通路口的紅綠燈時間設置不夠人性化，紅燈時間太長，綠燈時間太短，超過了行人心理忍耐底線，客觀上增加了行人闖紅燈的概率。

第三點，交通法規與生命安全教育。對“中國式過馬路”罰款雖然有用，

但說到底屬于“堵”的方式，疏堵結合才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長遠的“疏導”之策，包括從中小學開始就加強交通法規和生命安全意識教育；像南京市一樣，在交通路口設置勸導員、安裝語音提示器，實踐證明，對降低路人闖紅燈、橫穿馬路，都有顯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