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失竊滿車陪綁？

在小偷沒有把贓物交出來，我們又沒有證據確認哪個人是小偷，交給警方處置無疑是最有效的辦法了。按說在市內報警的話，接警后，警方應該很快能夠到達目的地，半個小時后到達現場很不正常，至少在哪個環節還是出了問題。因為公交車屬于特殊場所，發生盜竊后，保護好現場，警方如果抓緊時間趕到的話，破案成功率會大大增加。

所以在公交車上發生竊案，警方更應該及時出警，不僅僅是為了乘客的時間問題，更是為了迅速破案奠定基礎。乘客把矛頭指向失主，認為他的做法侵占了別人的利益，并不能完全站住腳，一旦自己在車上被盜，看見一車人全都下車了，肯定也是心急如焚。

萬世鋼

反對

看似有理實則大謬

失盜乘客不準司機開車，不準他人下車，是希望等警察來為其找到盜手機的人。在他看來，或許如果有人下車了，被盜的手機就找不到了。這看似有理，其實大謬，其行為至少犯了“三宗罪”。

第一宗罪，變相限制公民人身權利和自由。以手機被盜為由，禁止其他乘客下車，要求全車人等警察到來，涉嫌變相限制全車人的公民權利自由，說得嚴重些，就是另一種劫持。因這一無理要求，全車人的自由被限制了，權利被變相剝奪了，至少為了等警察犧牲了半個小時。有的誤了火車，有的誤了飛機，等等，各種情況都有。但在這位乘客眼里，如果有誰不愿留下來，誰就是小偷，車上的乘客為了避免自己被懷疑是小偷，只得留下來。由此可見，全車人都留下來，是因為“強迫”所致，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在這半個小時里完全被剝奪了。

第二宗罪，潛意識里犯了有罪推定的法律觀念錯誤。這位乘客之所以要全車人留下來，他懷疑車上有人偷了他的手機，但誰是小偷，他并不知道，在他看來，誰都有可能是小偷，有罪推定的邏輯被用到全車人身上，也用到了極致。

第三宗罪，犯了要求乘客“自證清白”的法律觀念錯誤。這位乘客雖然沒有要求乘客“自證清白”，但是，如果有某位乘客能夠“自證清白”，他定會放其下車，但是，怎么樣才能“自證清白”呢？在其潛意識是等警察來由乘客向警察“自證清白”，這是比較狡黠的。“自證清白”是過去司法實踐中經常用的辦法，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公民心里同樣有這樣的觀念。比如，超市保安懷疑顧客偷東西，要求乘客脫衣“自證清白”就是典型。

這件事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法制案例，它給全社會上了生動的一課。

李冰潔

建議

法律難題可技術化解

一個人坐公交車被盜后，全車乘客是否應等警察，由于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只能公婆各說各的理。但公交車等人多擁擠的地方偏偏又是盜竊案件高發之所，是不顧其他乘客燃眉之急的權利幫個人抓賊找手機，還是不管個人財產安全運送包括小偷在內的所有乘客，這是一個法律缺位導致的現實難題。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均有類似規定，個人的人身和財產權利一旦受到侵害，被害人有權利向公安機關等報案或者控告。警方在處理公交車盜竊事件時，一般會看看損失錢財多少和有無人身傷害，借此平衡被盜個人和清白乘客的權利，但如不能及時抓住小偷總是好人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