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訟信訪回歸司法，紓解信訪困局

相比起2005年《信訪條例》出臺時的轟轟烈烈，今年的信訪變革有點低調。從國家信訪局叫停各省(市、區)“非正常上訪”人次數排名，到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回歸司法程序，這樣的變革舉措，也許在最終的影響力上，將比一紙條文還要深遠得多。

轉型中國的信訪困局有其復雜的社會根源，在法制恢復重建30多年后，“官本位”仍在一些領域凌駕在“法本位”之上。在不少地方，更高層級的領導也容易透過信訪制度干涉司法。

這種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異化的信訪制度侵蝕法治，它讓司法所應有的確定性和最終性蕩然無存。在法治社會里，對法的最終理解，在法官；對糾紛的最終處理，在司法。信訪制度卻讓一個信訪事件的最終決定權，取決于受理它的某位高級官員的干預程度。千回百轉之后，還是人治作主。

在理論上，信訪部門只是一個“中轉站”，能做的就是將這些上訪事項轉交給有權處理的執法部門或司法機關處理。然而長期以來，媒體對信訪及信訪制度的宣傳，并非停留在“中轉站”上。信訪人員如何為上訪者“排憂解難”、官員蒞臨信訪部門現場辦公如何輕松化解了多少年沒有解決的積案，凡此種種，成為信訪宣傳的主旋律。這等于為訪民人為制造出了一個解決信訪事項的窗口。所謂“信法不如信訪”，一方面是訪民的自身感受或自我想象，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宣傳機構的有意引導和刻意強化。訪民之所以“信”訪，“信”的不是“信訪制度”，而是相信自己終能遇上一個可說服的領導，或一位宣傳材料中的典范官員。

一系列文件的下發，在“信訪條例”之外強化了領導接訪。這一制度本來的意義在于，創造條件讓上訪者與“一把手”零距離接觸，一方面讓官員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也讓上訪事件借助于當地的最高權力予以解決。只是這條“信訪綠色通道”要長期保持暢通，并不容易——“一把手”通常無法常態化接訪。

就算是偶爾為之的“大接訪”，如對上訪事項不加區分，遇上涉法涉訟的個案則屬必然。因為超過七成的信訪事項都與司法有關，其中不少還是終審判決。黨政領導分管黨務與政務，如何能“包解決化解”涉訟信訪——直接讓法院改判，這是對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干涉；批轉法院依法處理，若無法定再審事由，法院怎會對本院的終審裁判再行改判？若法院不予處理，又如何讓上訪人“息訴息訪”？

所以，區分涉法涉訴信訪事項，讓屬于行政的歸行政，屬于司法的歸司法，這既是給信訪松綁，也是給地方黨政官員減負，更是給司法松綁。盡管這一步，未必就能帶來司法的清明，但無疑它是走向司法公正的正確一步。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