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破案率排名是理性回歸

不管如何，取消破案率排名通報，即便是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也不失其防范冤假錯案、回歸刑偵理性的良好用意。

冤假錯案終身追責，取消破案率排名，這是浙江公安在集體反思兩起錯案教訓得出的結果。據稱，浙江今后將取消全省打防控考核和綜合考評，不再搞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等排名通報。

破案率等指標與冤假錯案有什么關聯？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前不久指出：冤假錯案的形成與追求不正確的政績觀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定罪率等有很大關系。長期以來，破案率之于警方，如同GDP之于地方政府。受偵查期限的約束，對破案率等政績指標的片面追求，必會導致辦案人員為破案而忽略程序上的要求，降低偵查中保障嫌疑人人權的標準，甚至誘使個別人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完成指標、追求政績，帶來冤假錯案的巨大風險。

每樁犯罪案件都是發生在過去的歷史，偵查人員無法回到“過去”重現犯罪過程，而只能依賴案件所留下的種種信息作出理性分析和判斷。而這些信息的有無和多寡并不取決于人的主觀愿望，由于案發時的痕跡真假、時間和環境的變化等，同時受制于人的認識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客觀上存在一些破不了的案件，有的甚至成為“死案”。但是，在將破案率視為戰斗力標準的情況下，在缺乏完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制度防范下，硬性規定發案數、破案率指標，不僅會慫恿偵查人員為破案而蠻干，而且還可能導致公安部門“先破后立”，或是對小的刑事案件“有案不立”。

不可否認，破案率客觀上能夠衡量公安機關的辦案能力，可一旦上升到政績層面予以突出衡量，便勢必帶來上面分析的負面影響。就此而言，浙江省不再搞破案率、批捕率、起訴率等排名通報，也不再下達相應數據指標，無疑是對刑事偵查工作的理性回歸。問題是，在通報中取消破案率排名容易，但要真正消除心里對破案率的倚重則很難。長期以來，公安機關已習慣于將破案率等作為考核標準，奉行數字出官、“立破案掛鉤民警考核”等潛規則，這些還依然會影響辦案人員的執法心理和思維定式，并非紙面上取消就能徹底改變的。

不僅如此，從全國范圍看，各地在實際中都沒有取消破案率，浙江一地或許難成氣候。由于處在公安部整體政績考量之中，浙江能否經得住理性的檢驗、耐得住政績和誘惑，也是一個問題。但不管如何，取消破案率排名通報，即便是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也不失其防范冤假錯案、回歸刑偵理性的良好用意。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