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不是大V，經不起“ 500次”折騰

兩高的“9.9解釋”發布后，關于誹謗他人的謠言被轉發500次或被閱讀5000次就可治罪的規定最受輿論關注。批評者認為轉發500次的門檻太低，謠言的認定又可能帶有主觀性，因而會造成誤傷，壓制“言論自由”。

如果將兩高所說的500次和5000次分別換成5000次和50000次，會不會還是有反對聲呢？大概還會有。這些爭議的出現是因為社會就該不該在網上嚴厲治謠以及如何治謠缺少共識。目前輿論場上的價值體系是混亂的，互聯網仍像“叢林社會”，流行拉山頭、講義氣，以及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但不喜歡法律的介入。

兩高“9.9解釋”針對的是造謠、誹謗、敲詐勒索等惡行。一個現實中的人或者一個小機構如果遭到網上惡意誹謗，被轉發500次，這個人或機構承受的壓力和傷害都足夠強烈。普通人和機構可不像經常在網上對掐的大V那樣刀槍不入，也不像已經飽受圍攻的一些官方機構那樣“寵辱不驚”。

在網上活躍發表意見的“老江湖”，不僅不能理解普通人和機構面對誹謗的感受，而且經常忘了后者不全是應當受到高度監督的官員或官方機構，也不全是被一些人認為就應當被輿論“踩著玩”的公眾人物。

在中國輿論場上，一些極端自由派人士一切從是否有利于他們抨擊政府出發，常常不惜拿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公眾利益當墊背，為了政治，謠言比治謠好，誹謗比反誹謗好，輿論場似乎在形成這樣的邏輯。

這種局面的出現毫無疑問有非常復雜的原因，政府工作的一些深層缺陷也包括在內。但改革不能通過謠言、誹謗泛濫以及各種失序這樣的“社會治理自殺”來“倒逼”，那樣做的社會代價會淹沒眾多改革的成果，中國不會因此而前進。

打擊網上造謠和誹謗的正面意義明擺在那里，對“500次”的質疑援引的都是極端情況，仿佛執法者們對證據學一竅不通，或者他們就是言論自由的敵人。那些反對者不由分說對兩高“9.9解釋”的出臺動機和整個司法系統都做了“有罪推定”。

讓我們回歸簡單的事實：網絡的言論空間是不是需要依法管理，造謠誹謗是不是應當受到抑制？如果是的話，那么就應支持兩高對一些模糊不清的問題劃出最初的線條，把它們拿到實踐中去檢驗。

如果有人從根本上否定對網絡空間的依法管理，認為任何這樣的管理都是多余的，那么就一時沒有了討論的基礎。這些人可以保留意見，也可以到互聯網上表達他們的不滿，但他們需要知道兩高“9.9解釋”的嚴肅性，避免撞線。

我們亦想在這里提醒各地司法機構，依照“9.9解釋”打擊造謠誹謗既要堅決，也一定要特別謹慎，避免“擴大化”。在輿論中存在擔心的時候，做到每一起案件的審理和判決準確無誤至關重要。要用實際行動打消一些人的正常疑慮，回擊少數人的故意“妖魔化”。如果近期出現這方面的錯案，對社會認識“9.9解釋”將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害。

發展健康、活躍的網絡世界需要各社會力量的共同努力。兩高“9.9解釋”不是萬能的，但法律走進互聯網的意義無疑是建設性的。想象今天的中國還會產生敵視人民大眾的“惡法”，這樣的思維方式嚴重不健全，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別用那樣的假設嚇唬自己也嚇唬別人，今天的中國沒那么丑陋。

(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