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摔死女童案不能止步于死刑

導讀：法律判決之后，應該有更多的人思考如何給予更多的“少年韓磊”以有效的幫助，使其能夠逐步走出混沌、回歸社會，而不至變成給社會帶來更大危害的“罪犯韓磊”。這既是對社會的幫助，也是對更多處于邊緣狀態的“韓磊們”的救助。處死一個罪犯容易，拯救一個可能滑向犯罪的邊緣人卻難。而拯救永遠比懲罰更重要。

昨天，北京大興“摔死女童案”一審宣判，主犯韓磊因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鑒于該案情節之惡劣、后果之嚴重，這一判決結果并不意外。

雖然針對死刑的存廢及適用范圍，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一向多有爭論，但按照罪刑法定原則，這一案件的判決符合現行刑法的規定，法官當庭宣讀的判決書中，對該案的定性及量刑依據，也給出了比較完整的論證。況且，被害女童的親屬當庭宣布放棄此前曾經提出的民事賠償請求，也間接表達了但求韓磊一死的決心，斷絕了被告積極賠償以取得原告諒解的可能。

但是，即便被告罪不可赦，即便死刑判決有法可據，以法律之名剝奪一個人生命，也是一個沉重的抉擇，理當慎之又慎。而就社會效果而言，每一件死刑判決，都必須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社會正義的實現，而非簡單滿足被害人或旁觀公眾的復仇心理。具體到本案，主犯韓磊被判死刑乃至最終伏法，固然滿足了被害女童親屬但求其速死的情感訴求，但無論對于被害者親屬，還是社會公眾，韓磊的被處死都不是一件值得快慰的幸事。韓磊摔死無辜女童，進而將自己引向死路，既是女童及親屬的悲劇，也是社會的傷痛，而對韓磊本人而言，何嘗不是人生悲劇。

今年38歲的韓磊，14歲因偷竊自行車被送工讀學校，22歲因偷竊汽車被判無期徒刑，經數次減刑，服刑15年后出獄。就其經歷觀察，韓磊少時屬于典型的“問題少年”。在其青少年成長階段，韓磊一面堅持學習、寫作，一面卻不斷惹是生非，直至因盜竊汽車而被重判。而即使在獄中服刑，韓磊還通過自學考取5個不同學科的文憑。這樣的成長軌跡，證明韓磊始終是一個內心充滿矛盾和糾結，同時與社會不能平順相處的邊緣人。

任何社會都無法根絕在人生與法律邊緣上游走的邊緣人，嚴刑峻法可以將這些人暫時性地囚禁于監室，卻很難從根本上促成這些人的轉變，正如15年的服刑經歷，并沒有根本改變韓磊一樣。而主動向邊緣群體表達善意，為其提供關懷、幫助，反而可能幫助他們走出邊緣狀態，真正回歸主流社會，成為自立且守法的公民。而恰恰在這些方面，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套與法律懲罰相互補充的救助機制，幫助這些邊緣人順利地回歸社會。

盡管媒體的報道已經很多，但我們仍然不能詳盡地獲知15年牢獄生活究竟在韓磊的心里留下了什么，從其出獄后的短暫經歷中，也找不到促使其仇恨社會、仇視他人的跡象。但因單純的口角沖突，卻引發其狠狠摔死女童的暴怒舉動，卻充分證明其心理處于十分扭曲和暴戾的非健康狀態。

面對犯罪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法律一般不會過多考慮犯罪者的心理狀態和心理活動，否則罪刑法定原則就可能被突破，法律就可能失去剛性的標準。因此，只要主觀犯意可以確認，罪犯后果事實發生，法律就是鐵面無私的判官。

但是，社會的思考卻不能止步于法律的審判。法律判決之后，應該有更多的人思考如何給予更多的“少年韓磊”以有效的幫助，使其能夠逐步走出混沌、回歸社會，不僅不繼續危害社會，甚至發揮其才能，成為優秀的人才，而不至變成給社會帶來更大危害的“罪犯韓磊”。這既是對社會的幫助，也是對更多處于邊緣狀態的“韓磊們”的救助。處死一個罪犯容易，拯救一個可能滑向犯罪的邊緣人卻難。而拯救永遠比懲罰更重要。

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