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器官捐獻者的愛心背負這么多無奈？

記者采集的74例器官捐獻案例樣本中，37例捐獻者家屬的考量項目里包含了各色訴求，有的和習俗有關，有的則以此期望在司法層面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在巨大的醫療費用面前，相對欠缺的保障機制無法提供充分保障時，將近80%的家庭會從經濟層面考慮進行器官捐獻，其中完全迫于逝者后期費用壓力的超過三成。補償撫恤金成為捐獻驅動力。（10月21日《南方都市報》）

對于等待器官移植的人來說，有就比沒有好，只要來源安全，至于捐獻者出于何種目的，則無關緊要。而對于相關機構來說，只要捐獻者履行了相應的程序，表達了真實的意思，至于其出于何種目的——是單純獻愛心還是為了補償和撫恤金——也無關緊要。但是，對于器官捐獻領域的發展來說，這一切，卻都不是無關緊要的。

一個讓人擔心的問題是，器官捐獻者本來就少，每年都有大量的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在等待，甚至來不及待到有供體的那一天，那么，如果沒有經濟因素的吸引，器官捐獻者的數量豈不是更少？供移植的器官的缺口豈不是更大？所以，有近80%的家庭表示會從經濟層面考慮進行器官捐獻，一方面在為器官移植提供供體的同時，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一領域存在巨大的危機——一旦經濟因素消失或減弱，供體必然會大幅度減少。

而且，這樣的狀況也意味著，自愿器官捐獻的宣傳并不到位，真正的“自愿”者所占比例并不高，而虛高的捐獻者數據又會讓有關部門或機構產生虛妄的樂觀，使其不能及時調整宣傳方式和激勵措施，從而耽誤了器官捐獻業的發展。

雖然補助、撫恤的額度不算高，但是，如果那么多人是在經濟壓力之下作出的捐獻決定的話，即使是出于真實意思表示的“自愿”，其中也摻雜了復雜的被迫的意味。這就讓原本應該出于愛心，具有公益性質的器官捐獻，蒙上了金錢交易的陰影，在道義上具有了灰色的性質。

當然，說到底，這一切都還是表象，最需要探究的問題是，經濟壓力從何而來，以及捐獻者本身或其家屬因為什么樣的經濟壓力作出了捐獻的決定。很顯然，促使他們作出這一帶有不得已而為之性質的決定的，是無力支付的醫療費用。或者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他們看不起病。

通過捐獻器官，以獲得撫恤、補助，再用這些撫恤、補助去交拖欠的醫療費用——捐獻者及其家屬的這一做法，與“賣腎換錢買手機”之類的事情雖然性質不同，但意思卻差不多，區別只在于一個是生前賣，一個是身后賣，一個為了娛樂，一個為了家庭在其身后的生存。而且，這里邊還有了更多悲情的意味。

如此看來，只有更深層次的醫療體制改革，只有讓普通人看得起病，讓普通人的家庭不至于因病致貧，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器官捐獻才有可能絕跡——而這正是器官捐獻走上良性發展之路的前提。也只有如此，純自愿、純愛心、純公益性質的器官捐獻才有望更多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