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境內管護的公路只有110公里,在這一百多公里的路上,執法的人員竟高達200人,簡單的說,就是兩個人管一公里,財政無法承擔全部費用,這兩百人就只能是靠路吃路,上路罰款。在河南、江蘇等地,我們的《經濟半小時》記者親眼目睹了運管、路政人員各種隨心所欲的執法方式,閉著眼睛開罰單,搶奪司機車輛罰款,和近兩年的報道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11月2日南國早報) 這樣的新聞已經讓人審丑疲勞。但類似的新聞不斷出現在電視鏡頭里、電臺新聞里和報紙版面上,也就有理說明,從1994年國務院發文件治理亂收費、亂罰款等公路“三亂”以來,近20年時間過去了,治理公路“三亂”的不說沒有階段性效果,起碼沒有長久效應,令人深思。 現在的問題是,國家下決心治理公路“三亂”,有關職能部門也不遺余力查處公路“三亂”,媒體也隨時關注和曝光公路“三亂”,但像公路“三亂”這樣的“執罰經濟”,確如打不死的“小強”,頑強存在,而且打壓一陣,風聲過后又依舊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呢? 揆諸現實深入研究不難發現,公路“三亂”等“執罰經濟”情況嚴重泛濫的地方,一是貧窮地區,二是基層機構,三是人員超編嚴重的部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趨勢呢?一方面,在貧困地區和基層部門,由于經濟欠發達,沒有較好的工礦企業留用和吸收勞動人員,導致大量的勞動力剩余。剩余勞動力要生活、要工作,機關事業單位就成為一個承接的出口。于是很多人通過各種關系進入事業單位,尤其是有一些執法權、能夠創收的基層執法部門,比如交警、路政等部門,導致這些部門人員嚴重超編。另一方,作為國家機構,都是有一定編制和人數限制,財政撥付的人員經費有限,而大批超編人員的福利待遇卻沒有保障,這為有關單位埋下了極不穩定的因素,同時,這些不穩定因素也隨時威脅著地方的和諧、穩定和發展。 鑒于此,一些地方穩了穩定,就連一些部門的“一把手”及班子成員人事安排時,就考慮了一個重要因素:掙錢保福利安定超編人員人心。但作為地方政府執法部門,自己本身不能生產和搞服務,創不了直接經濟效益,就只能在執法罰款上想辦法。于是,便有了洶涌的“執法經濟”和執罰任務,依靠執法罰款返還(或變相撥付經費)維系超編人員福利。而在一些嚴重超編部門,超編情況愈來愈大的情況下,這種執法罰款的任務和壓力就會愈大,“執法經濟”就會脫去一些必要的執法程序外衣,演變成赤裸裸的“執罰經濟”。 比如此次曝光的河南周口市梁園區交通系統,竟然有高達6500名員工,而作為一個貧困縣級的公路管理部門,即便所謂的管理任務重,這樣的員工規模也是無法讓人想象的,合理估計超編規模應該在十倍以上。但即便如此,該局還有100多人等待進入。由此可見,該局籌集發工資的任務難度可想而知,赤裸裸推行“執罰經濟”也就在可想象之中。 固然,過去我們一談起治理公路“三亂”等“執法經濟”和“執罰經濟”的問題,就能找出很多原因,如法制觀念不強、執法程序欠妥、謀取私利等等。但今天,由周口市梁園區交通執法部門的執法亂為可以看出,人員嚴重超編、自籌資金發員工福利當是最主要原因,也是最根本壓力與動力。 這也就告訴我們,要有效遏止類似于公路“三亂”等“執法經濟”和“執罰經濟”,曝光、嚴管嚴處固然重要。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從一些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敢于冒違法執法的根源,即為嚴重超編人員籌措福利資金入手。也就是說,只有從裁汰冗員入手,嚴控各地各部門超編人員進出,卸掉這些部門和人員推行“執法經濟”的動力和壓力,“執罰經濟”才可能有效消退乃至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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